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4)

买商”（1963,p.63 ）。不能使其主顾满意的卖主“则成为代买商和推销员在代买商协会和贸易协会的会议上，甚至在乡间俱乐部或社交集会上交换的流言蜚语中加以讨论的对象??”（p.64）。通过使商业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纠纷也就较易得到化解：“即使当事人具有详尽和仔细规划的协议，指出了比如说如果卖主没有按时送货将会发生什么，但当问题产生时，他们也时常毫不涉及协议，而是谈判解决办法，好象从来也没有过任何原始合约似的。当一个代买商说出下面一番话时，他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商业态度：‘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就打电话找到对方并处理问题。如果你真想还做生意的话，就不要相互诵读那合法的合同条款。如果一个人还指望在商界待下去，就不要去找律师，因为一个人必须体面地行事’”（Macaulay，1963,p.61）。

此种模式在其它国家中更容易见到，在那里它们被假定由“文化”特质而得到解释。例如，一位新闻记者最近断言：

“朋友关系和长久的人际联系无论在哪里都影响到商业关系。但在日本则似乎尤其如此??下班后泡在酒吧或夜间俱乐部中，正是使关键的人际接触得以建立并慢慢培育的地方。这些纽结一旦建立起来，就不易再被消解了??日本商社所导致的紧密联系性质，久已成为外国公司在日本销售产品的尝试遭受挫折的根源??查尔莫尔斯?约翰森（Chalmer Johnson），伯克利的教授，相信?日本工业群体的排它性贸易，即基于数十年来的老关系而彼此买卖，而不是进行经济竞争??才是??（美日贸易之间）真正的非关税性壁垒”（Lohr,1982）。

分包合同在众多行业中的广泛应用，也为厂商之间的持续关系提供了机会，其并非在一个法人单元中按等级制组织起来。例如，埃克利斯（Eccles）就引证了许多国家的证据：在其建筑业中，当项目“并不是服从于要求竞争性报价的制度规则时，??总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稳定和持续的，而且仅仅是颇为罕见地才通过竞争性报价而得到建立。这种类型的‘准整合’导致我称之为‘准厂商’的东西。它毋宁说是一种既非纯粹市场交易，又非正式的垂直整合的方式”（1981, pp. 339-40）。埃克利斯将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具有广泛和长期关系的这种“准厂商”式安排，描述为在逻辑上介乎于纯粹市场和垂直整合的厂商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然而我却主张它并非一种经验性的中介，因为前一种情境是如此罕见。建筑业的案例比起厂商互动的某些其它情境来，如

买卖关系等等，都更为接近垂直整合，因为分包商在地理上定位于与承包商相同的位置，并被置于他的监督之下。更进一步说来，在通常的固定价格合同之下，存在着“逃避绩效要求的明显激励”（Eccles，1981, p.340）。

不过与垂直整合厂商相连的等级制结构并未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张这一点，是因为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嵌入到建筑业的人际共同体，产生了预期行为的标准，它不仅排除了用纯粹的权威关系来泯除违法乱纪的需求，而且较之更为优越。埃克利斯自己对麻省住宅建筑业的经验研究， 不仅表明分包关系在本性上是长期的，而且还表明总承包商在给定贸易中雇用两、三个以上分包商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无论在一年的过程中所拿到的项目数量有多少（1981,pp.349-51）。尽管有一大批可得的分包商作为替代，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可以部分地由投入方式得到解释－－经过“持续不断地联系，双方当事人都可以从学习共同工作这种多少带有特异性的投入中获益”（Eccles，1981,p.340）,而且这也必定与个人的愿望有关：从伴随着日常工作的社会互动中获得欢愉，即一种为每天都要求全新和陌生的工作伙伴的现货市场程序所极度弱化了的欢愉。正如在经济生活的其它部门中一样，加诸于开始之际可能是纯粹经济交易之上的社会关系覆盖物，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某些对劳动力市场的评论也与此有关。威廉姆森断定：在等级制上结构起来的厂商对于市场交易所具有的一种优越性，就在于有能力传送关于雇员的准确信息。“对厂商间有效的经验定额的主要阻碍”，他辩称，“就是沟通的阻碍。与厂商相比，市场欠缺丰富和共同的定额语言。如果判断是高度主观地做出的，语言问题就特别严重。如果那些最通晓工人特征的人，通常是工人的直接主管，也能制订经验定额的话，等级制在这类环境中的优势就特别巨大”（1975, p.78）。但是，有关雇员特征的优质信息只能在厂商内，而不能在厂商间传递的观念，只能依靠对跨厂商互动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网络忽略不计而维持下来。关于雇员的信息在厂商之间流转，不仅是因为在每个厂商中，在那些彼此做生意的人们之间存在人际关系，而且如我已详细地表明的那样（Granovetter，1974），也因为美国的较高水平的厂商间流动，保证了许多工人在无数或许要求或恳请他们提供服务的其它厂商的雇员中合情合理地享有名望。更进一步说来，以为内部信息必定准确，而且不带情感地按照关键的升等程序而行事，这个想法也是幼稚的。像威廉姆森

那样，说相信“内部升等具有肯定的激励特性，因为工人能够预见到不同的才能和协作程度将会得到回报”（1975, p.78），就是诉诸于把升等作为成就－回报的理想类型，但可以轻而易举地表明：它与现存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只有有限的对应性（参见Granovetter，1983,pp.40-51,有待于更深入的讨论）。

我的另一方面的批判是主张：威廉姆森极大高估了等级制权力（用他的术语说：“命令”）在组织中的效用。例如，他断定内部组织具有巨大的审计优势，“就典型意义而言，一个外来的审计员只是限定于审核成文记录??相反，一个内部审计员就具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反之，一个内部审计员并不是同党，但无论是他对自己，还是别人对他，都主要是按工具性的形式来看待。外来的审计员却与‘其它方面’有关，而且他的动机也被认为是可疑的。审计员从被审计方得到的协作程度也相应地在在不同。外部审计员只能指望获得不过是敷衍了事的协作而已”（1975, pp.29-30）。关于厂商内部审计的文献为数寥寥，但一个透彻的描述则出自多尔顿（Dalton）之手：在其《经理人》一书中对一座大型化工厂的描述。中心办公室对各部门的审计照理应当是出其不意地展开的，但有特色的是：警告早已被偷偷地散布出去了。在这些内部审计中所表明的高水平协作，经由下列描述而给出提示：“核计部件的通告必定在主管们之间引起一阵混乱，以藏匿若干部件和设备??未加计算的原料被移送向：１）无人知晓和难以接触的货场；２）肮脏不堪因而无人乐意光顾检查的地下室和坑洞；３）当核算人走在正式储藏区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时，那些已受过检查和拐弯抹角才能抵达的部门；以及４）那些可以将原料和供应品伪装成部件的幌子的地方??随着实践的发展，[部门]头头之间为彼此利用储藏区和可得坑洞的协作，得到完好组织并顺利地进行运转”（Dalton,1959, pp.48-49）。

多尔顿的工作极富才华地指出：一切种类的成本计算都是高度任意并因而易于政治化的，而非一种基于效率而决定的技术程序。他针对该化工厂中维修部门与各种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负责维修的部门与任何严格的时间核算没有什么关系，而与各部门主管的相对政治和社会地位，同维修工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关。更进一步说来，富于进取心的头头“通过利用朋友关系，通过霸道行为和暗含的威胁，来催促他们的维修工作。当所有的头头都具有同样的正式级别时，人们就可以说：在一位特定官员的个人影响和他的未完成的修理

工作数量之间，存在一种反向关系”（1959, p.34）。当问及这样一种活动如何能逃避审计员的注意时，一位消息提供者告诉多尔顿：“即使审计员四处窥探，那他们能发现什么呢？而且即使他们的确发现了什么，他们也知道装看不见要比说出来好得多??所有这些家伙[部门主管]全通过成本核算捞到了稻草。这就是关于审计是独立的等等这一大堆废话”（p.32）。

上所详列的描述和多尔顿的视角，可惜不是厂商的代表性选样，因而招致了将之视为例外的断言。但是对于转账价格问题，即为在同一厂商中各分部之间所交易的产品确定价格，也形成了类似的论点。在这里，威廉姆森主张：尽管进行交易的部门“有利润中心的立场，但却倾向于以受约束的方式来实施??成本加价的定价规则，以及由之而来的变动，排除了供给部门追求垄断价格----否则，供给部门独一无二的货源供给地位定会导致的价格。此外，进行交易的部门管理者更倾向于呼吁协作”（1975, p.29）。但埃克利斯在对于转账价格惯例的深入的经验研究中，访问了13个公司的大约150 个管理者，并做出结论：没有一种成本基础定价法能够按照技术中立的方式来实行，因为“对什么是成本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当购买部门没有渠道获得形成成本的信息时，就常常由于成本基础定价法而存在诸多问题??当内部采购被托付出去，而外部采购也买不来半成品的时候，市场价格就特别难以确定??对于什么是利润的加价部分并没有明确的答案??”（1982, p.21）。转账定价冲突中的政治因素，强烈地影响到谁对于“成本”的界定为人接受：“一般而言，当转账定价的惯例被看成是提高了人们的权力和地位时，它就被视为好的。但当并非如此时，人们就会找到数不胜数的策略性的和其它响亮的商业理由，断定它的不适当性”（1982，p.21；还可参见Eccles埃克利斯，1983，尤其是pp.26-32）。埃克利斯注意到“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事实：许多经理人认为内部交易比外部交易更难，虽说人们为了假定的优势而追求垂直整合”（1983, p.28）。

可见，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即等级制内部的秩序易于诱导服从，以及雇员内化了厂商利益，从而压制了雇员自己的任何冲突的观点，面对这些经验研究（或就此而言，面对我们多数人在实际组织中的经验），难以经受详细的检验。进一步应注意到：正如在多尔顿的巨细靡遗的民族志研究中所特别完好地表明的那样，对组织利益侵蚀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的抵抗，要求有广泛的联盟网络。从管

理的观点来看，这些联盟表征着团队产生的违法乱纪，它根本就不可能由原子化的个人来经营。的确，多尔顿断言：由部门首脑在规避中心审计中所达成的协作水平，涉及“在从事正式活动时不说没有，也很少见的一种联合行动??”（1959,p.49）。

此外，作为大型等级制厂商中人事制度特征的一般较低的周转率，由于其界定完善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设计精巧的提升阶梯，都会使这种协作性的侵害更具有可能性。当许多雇员长久地占据职位后，就满足了建构稠密而稳定的关系网络、共享的理解和政治联盟的条件（关于相关的社会心理学讨论，参见Homans,1950,1974；有关“组织的人口统计学”的论述,参见Pfeffer, 1983）。在这个方面,詹姆斯?林肯（James Lincoln）注意到：在韦伯的理想类型的官僚制中，组织被“设计出来，以便能够独立于集体行动而运转，后者是能够经由[内部的]人际网络而动员起来的。官僚制规定了职位间的固定关系，据之使雇员流动不息，但在理论上又不会影响到组织运转”（1982，p.26）。不过，他进一步概括了诸项研究，表明“当周转率较低时，关系就会采纳富于表现力和个人性格的附加内容，其最终会改变网络并变更组织的方向”（p.26）。

对这个观点，我主张在为经济生活带来秩序方面，厂商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比在市场与等级制思路中所假定的更为重要，而厂商内部的权威则较少重要性。一种四平八稳的论断要求注意到“市场”关系中的权力，以及厂商中的社会联系。注意到权力关系是必要的，以免我对社会关系在市场中平抚作用的强调，导致我忽略了这些关系在产生冲突方面的作用。冲突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分布于从厂商间完全公开的诉讼，到商业出版物所喜不自胜地报导的“残酷竞争”的偶发案例之间。由于权力在厂商之间的有效实施将会阻止血淋淋的公开撕杀，我们就能够假定：此种厮杀仅仅代表实际利益冲突中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只有在双方差不多势均力敌时，大概冲突才会变得公开化。这就令人回想起：这种粗糙的平等正是霍布斯在“自然状态”下可能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论断中的平等。不过当一家厂商的权力显然居于支配地位时，其它厂商就倾向于尽早投降，以便减低损失。这种投降可能并不要求明确的对质，而仅仅是对另一方所要求的东西加以清楚理解而已（正如近来在论说商业生活中“霸权”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那样，例如，可参见Mintz and Schuwartz，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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