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美］马克·格拉诺维特

提要：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本文关涉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关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程度。虽说通常新古典主义描述对此种行动提供了一种“低度社会化”或原子化行动者的解释，但试图使社会结构返回并以“过度社会化”方式去解释的改良派经济学家，却受到了丹尼斯．荣格（Dennis Wrong）的批判。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描述，就它们忽略了运行中的社会关系结构而言，是背谬地相类似的，而对于经济行动的精巧描述必须考虑到其嵌入于此种结构之中。该论断通过对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纲领的批判而得到阐示。

导言：嵌入性问题 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因为此种关系总是在场的，所以当其不在场时所出现的情境，唯有借助于托玛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或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之类的思想实验才能加以想象。大多数的功利主义传统，包括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在内，都假定理性、自利的行为鲜少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诉诸于与这些思想实验相去不远的理想状态。在另一个极端中，则有我称之为“嵌入性”的论断：正在加以分析的行为和制度是如此受限于运行中的社会关系，以至将它们认定为独立的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误解。

本文即关涉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认为此种行为在前市场社会中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但随着现代化而变得愈加自主的观点，长期以来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中间已是主流的观点。这一观点将经济视为在现代社会中日渐分离和分化的领域，因为经济交易不再由这些交易活动的社会或亲缘义务来界定，而是通过对个体赢利的理性算计来界定的。有时还进一步主张，传统情境正好被颠倒过来：经济生活不再沉浸在社会关系中，这些关系变成市场的副现象。嵌入性观点与人类学的“实体主义学派”（substantivist school）有关，特别与卡尔? 波拉尼（Polanyi,1944;Arensberg and Pearson, 1957） 和史学、政治学中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思想认同（Thompson,1971;Scott,1976）。它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某些明显的联系。

然而，却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承认这个由现代化而打碎了的嵌入性概念。他们中的大多数反而断定：较早社会的嵌入性在本质上并不比在现代市场中所发见的低水平嵌入更深。调门是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确定的，他设定了“人性中??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特定偏好”（[1776]1979, 第一卷，第二章） ，并且假定因为劳力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所以商品必定是按其劳动成本的比例而交换的----正如在一般的古典交换理论中那样（[1776]1979, 第一卷，第六章）。从1920年代起，若干人类学家采用了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渐渐被称为“形式主义”（formalist）观点：为使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成为有用的，甚至在部族社会中经济行为也是充分地独立于社会关系的（Schneider,1974）。这一观点近来得到了新的炮制，因为经济学家及其在史学、政治学中的同路人在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方面－－其大多落入所谓“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的巢臼－－发展出新的兴趣，而且主张先前被诠释成嵌入于早期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社会的行为和制度，可以作为由理性的、多少原子化了的个人追求私利所引发的东西而得到更好的理解（例如，North and Thomas, 1973; Williamson,1975;Popjin,1979）。

我自己的观点与这两个思想流派都是背道而驰的。我断定经济行为的嵌入水平，在非市场社会中要比实体主义者和发展理论家所宣称的更低一些，而且随着“现代化”而发生的变迁也比他们相信的更小一些；但是我也主张：这一水平比起形式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考虑的，又总是并将仍然是更为实质性的。我在此并不试图探讨由非市场社会所提出的问题。反之，我起步于对嵌入性概念的理论详述，其价值因而随着来自现代社会、当前对新制度经济学至为重要的问题而得到阐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何种交易是在市场中实现的？何种交易应归属于从等级制上组织起来的厂商？这个问题经由奥利弗?威廉姆森所启动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纲领而被抬高到显著的地位。

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动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概念 我始于重提丹尼斯?容格（Dennis Wrong）在1961年对于 “现代社会学中人的过度社会化概念” 抱怨----一个这样的概念：人对于其他人的舆论具有压倒一切的敏感性，因而服从共识地发展起来的规范和价值观系统的指令，通过社会化而将之内化，所以服从并不被视为一种负担。就此种概念在1961年地位显赫而论，它

主要产生自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对霍布斯（Hobbes）所提出的秩序问题的认识，以及帕森斯自己通过超越功利主义传统（霍布斯也是其一个组成部分）关于人的原子化和低度社会化概念而化解此问题的尝试（帕森斯，1937,Pp.89-94）。容格赞同摒弃原子化的功利主义并强调行动者“嵌入于社会脉络之中”----这是霍布斯的思考中尚付阙如的关键因素，但也警告了夸大此种嵌入性的程度及其可能剔除冲突的范围：

唤起对于下列情况的注意常常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人们对其亲密伙伴在一系列情景下，特别是在接受了不当强调他人动机的那些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情景下，给予他们好评的欲望和为之而努力的强度。??例如，社会学家表明：工厂的工人对待其同行工友的态度，要比单纯的经济激励更为敏感。??批判此种研究的发现确乎并非我的意图。我的目标在于??尽管社会学家已经批判了以往在人类行动中挑选出一个基本动机的努力，但通过赢得来自他人赞同而达成合适的自我意象的欲望却仍然时常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中占据这样的一席之地” [1961,Pp.188-89] 。

与之相反，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是与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的人类行动概念一道运转的，它持续处于功利主义传统之中。由假设界定的理论论断拒绝承认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任何影响。在竞争性市场中，没有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引人注目地影响到总供给或总需求，或因而影响到价格或其它形式的贸易。正如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注意到的：此种理想化的市场，正因它们是理想化的，涉及“一大批由完全信息供给的、在接受定价方面毫无特色的卖主和买主?无需各当事人之间的任何延长了的人类接触或社会接触而发挥功能。在完全竞争之下，没有为讨价还价、协商、争辩或相互调适留下余地，一定缔约的各种各样的运作者也无需进入据之会使他们彼此得到充分了解的循环和持续的关系之中”（1982,p.1473）。

人们久已认识到：完全竞争的理想化市场能够幸免于理论攻击，部分地是因为自我调节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对许多人是有吸引力的。这一幸免的另一个较少为人所清楚理解的原因，则在于从经济分析中剔除社会关系，也就从理论日程中去掉了秩序问题，至少在经济领域是如此。在霍布斯的论断中，失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摆脱冲突的社会和经济交易，是以信任和泯除违法乱纪为基础的。但当个

人被设想为既没有社会关系，又没有制度脉络时，如在“自然状态”中那样，信任和泯除违法乱纪就是不大可能的。霍布斯通过添加专制权威结构而遏制这一难题。古典自由主义，以及相应的古典经济学的化解方案是与之对立的：由于使强力和欺诈成为徒劳无益的竞争市场，压抑性的政治结构被判定为不必要的。竞争以个体交易者不可能操控的方式决定了贸易的形式。即使贸易者遇到了以失信和不轨为特征的复杂或难处的关系，他们也能够转向乐于按市场形式做生意的为数众多的其他交易者。社会关系及其细节因而成为磨擦问题。

因而在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行动者彼此之间具有社会关系的事实，被处理为－－无论是不是全部－－阻碍竞争市场的磨擦障碍。在一段被引用最多的论述中，亚当?斯密抱怨说：“同一交易中的人们甚至为了庆典和娱乐也决少碰面，除非交谈的目的是反对公众的共谋，或是旨在抬价的奸计”。他的自由－放任政治对这一问题没有给出什么答案，但他的确提议：废除诸规则，而要求所有同一交易中的人们公开注册；此种信息的公开存在“使那些否则就可能从不彼此知晓的个人关联起来，并且给参与交易的每一个人以在何处可以找到参与贸易的其它另一个人的方向”。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颇为古板的政策限制，而是社会原子化是完全竞争的先决条件这样一种认识（斯密，[1776]1989, Pp. 232-33）。

经济学家最近对“社会影响”的评论，将其解释为行动者获得习俗、惯性或规范的过程，它们是机械地和自动地接踵而来，与行动者所担负的理性选择无关。这个观点与荣格的过度社会化概念密切相关，反映在詹姆斯?杜伊森伯里的冷嘲热讽中：“经济学全是有关人们是如何做出选择的，社会学全是有关人们是如何不能做出选择的”（1960, p.233），也反映在E? H?菲力普斯?布朗对“‘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的描述中：将决定性当成导源于下列假设，即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因为这样做或是出于一种习惯，或是出于一种义务，或是“自然而然地去做’，或是正确的和恰当的，或是正义的和公平的”（1977.p.17）。

但是尽管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观点有显而易见的不同，我们仍可注意到一个有巨大的理论重要性的反讽：两者都共同地具有通过原子化行动者而实现的行动和决策概念。在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中，原子化导源于对自我利益的狭隘功利性追求；在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中，原子化则产生于行为模式业已内化，因而持

续运转的社会关系对行为仅只具有边缘性影响的事实。内化的行为规则在起源上是社会的，并没有将这一论断与功利主义论断严格地区分开来，在后者中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的泉源仍是开放的，为完全由共识地确定了的模式和价值观所导引的行为留下了空间－－正如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中一样。对于秩序问题的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解决方案，因而融解于其行动者的的原子化，远离于直接的社会脉络中。这一反讽的融合物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已可察见，在那里处于自然状态的不幸居民被原子化所带来的失序后果所压倒，心甘情愿地面对一个威权放弃他们所有的权利，随后就按照驯化的和高尚的姿态来行事。由于社会契约的机巧，他们突然从低度社会化状态直接倒向过度社会化状态。

当现代经济学家真的企图考虑社会影响之际，他们却按照上述引文所表征的那样，以过度社会化的方式将这些影响典型地表征出来。在这样做时，他们把社会影响是磨擦性的这样一个判断颠倒过来，但却坚持了有关此种影响是如何运转的概念。例如，在片断化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中，麦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 ）就辩称：每一个劳动力市场片断中的成员都以不同的决策样式为特征，而且在初级上层（upper-primary）、初级下层（lower-primary）和中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中，借助于理性选择、习惯和命令而做出决策，分别对应于工作者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低层阶级亚文化中的出身（皮奥雷，1975）。与之类似，塞缪尔?鲍里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在他们对美国教育后果的描述中，也主张由于向每一阶级所提供的教育不同，所以不同的社会阶级会展示出不同的认知过程。那些注定要从事低等工作的人们被培训为规则的依赖性追随者，而那些将要被输送到精英位置上的人们则去上“精英的四年制学院”，其“强调适应于生产等级制中较高水平的社会关系??随着他们‘掌握’了一种类型的行为规则，他们也就或是被允许进展到下一类型的规则，或是被输送到生产等级制的相应层级上”（S. Bowles & H. Gintis，1975, p.132）。

但是这些关于社会是如何影响个人行为的过度社会化概念是非常机械的，一旦我们知道了个人的社会阶级或劳动力市场部门，行为中的任何其它事情就是自动的了，因为个人已是如此完好地被社会化了。在这里，社会影响是一种外部力量，就像自然神论（deist）的上帝一样，启动事物，并且就没有进一步的作用了－－一种潜入于个人头脑和躯体的力量（如同电影I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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