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美国和其他以说英语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我们也经常是自己所教的中小学生、大专院校学生取笑的对象。学生和学龄儿童时常对自己的中学老师举止粗鲁,有时这种不敬升级为言语侮辱,甚至,在最糟的情况下,发展为暴力行为。一些父母也有同样的行为,支持儿女们与老师作对,有时甚至是攻击。
对教师—事实上,也包括对其他社会成员,如警察、店员和老人—的这种不尊重是近年出现的社会现象。当然,在我自己的国家,几年前对“权威人士”及同胞的尊重仍是一种行为准则而非罕见的现象。但近年来,在英语国家,自私、傲慢、无视他人的权利和安宁的行为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已无关紧要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无礼和漠视并未蔚然成风,但确实已不再是个别现象。
那么在像这样一个母语并非英语的国家,情况又如何呢?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年中行
为模式是否发生了变化?传统价值观是否被调整以适应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形势和迎接新的挑战?一些传统价值观是否已经被腐蚀?它们现在是否被人们视为无关紧要?
我们不妨谈谈中国。对局外旁观者来说,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虽然大批建筑物和基
础设施的修建使中国城乡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似乎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当然,外国旁观者不可能察觉那些细微变化,如,人们日常交往中表现出的客套和尊重的传统形式:首先,外国人往往无法理解这种客套的全部涵义,因此他们不会注意到,更别说理解,其中微妙的变化。但中国人自己应该能敏锐地察觉这些方面的任何变化。如果今天的年轻人内在的和基本的品质及特征发生巨变,老一辈—祖父和祖母们—肯定会注意到并能理解。
这里我想讨论的正是年轻一代的特征,而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和职业前景。较确切地说,我特别关注年轻一代一般如何对待老师和权威人士。进一步确切地说,我感兴趣的是受过学校教育的年轻人,那些集聪明和好运于一身、有幸体验大学生活的学子们;简单说,就是你们。这些人如何对待他们的教师、导师、讲师和学监?是否存在某种可以观察和评论的“普遍模式”?是否多数的大学生或多或少采取相同方式对待自己的老师?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或“也许是”,那么是否可能识别这种行为的具体特征? 当然,没人可以完全肯定地回答上述问题。“行为”只能被描述,而不能像距离、重量和辐射强度那样被测量。但可能许多有经验的教师会回答说,事实上,很容易发现众多的大学生有着极为相似的行为模式。例如,中国的多数教师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大学生们一个明显的行为特征是他们会对指导老师表示尊重,至少表面如此。我们可以断言老师们对此十分高兴,但表面的尊重也许掩盖了对某些教师个人或整个教育体系的方方面面不太尊敬的内心态度。但让我们假设,真实情形并非如此,学生的外在行为真实反映了他们的内心想法,这似乎是进行真正的学习的最佳环境,特别是将这种情况和西方同行相比,他们并不总能肯定是否获得同等程度的尊重。
不同的大学生群体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上面我们对这些态度和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所做的描述也许不太精确;但是,现在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问自己一些更令人深思的问题。也许我们该问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尊重是否总是美德?我们对教师的尊重是否应该达到毫不质疑的程度,即使我们强烈地感到—甚至可以出示证据证明—他们的教学源于错误理解或错误信息?我们可以认为老师永不犯错吗?别忘了老师和学者们的确曾告诉年轻一代地球是方的!如果在不久以前任何有想象力的大学生提出人类最终将掌握飞行技术和飞行科学的看法,他一定会被无情地嘲笑。
让我们再问问自己别的问题: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他最具挑战性的一些问题和想法时,多大?当老师们的看法受到爱因斯坦质疑时,他们很有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不敬?如果传统的想法和信念,特别是与科学原理有关的想法和信念从未被发明家们质疑,那么降落伞、手推车、汽车以及人类所有的精彩发明又怎么可能
出现?
我不是说对导师、权威人士、老者??的尊重是错的。事实远非如此。我想说的是质疑教师的观点是尊重的更好表现。质疑有别于认为错误或无价值而不予理睬。提问说明学生对老师讲授的观点有兴趣,并反复思考力求结论—这个结论不仅仅是由教师提供,而应由学生通过理解所有相关概念得出,且应有理有据。如果学生得出与老师不同的结论,那么这两个不同结论中有一个或论据不充分或推理过程有误。任何情况下,受到质疑的只是结论、观点和资料,而不是教师。进步和成就源于学术辩论而不是被动接受他人的观点。 不用说,老师们对此非常清楚。大学生们没有更多地质疑他们的观点才往往是他们感到失望的原因。他们喜欢学生提出有挑战性的问题—这表明学生们理解所讨论的话题并对此饶有兴致,也能使老师们更仔细地思考该问题。但是,除非学生们向教师提出这些问题,否则教师不可能从问题中获得乐趣。如果他们的学生太腼腆、太胆怯、对他们过于“尊敬”,就无法将教师引人辩论,或者,至少是无法引人有挑战性的谈话,这样教师就不能与学生交谈、交换看法、为观点辩护??因此,我认为老师需要学生正如学生需要老师,教育是双向过程,学术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交流观点。
当然,为了能参与这种双向过程,学生需要基础知识、事实和相关信息以支持他/她可能产生的想法。这正是讲座的任务。考虑到讲座的参加人数,它不利于各种看法的相互交流。教育过程中的这个阶段是让学生获得基础知识,为他们的理性讨论提供原始资料。但是,指导课为这个过程的进行提供了环境;这也正是指导课的基本功能。它不是进行进一步单向传授知识的地方,而是进行试验、测试观点、质疑讲座中讲授的概念,而后仔细考虑和认真推演的地方,也是学生消除讲座后可能感到的困惑和误解的地方。再次申明,承认自己的困惑或误解并非示弱—它恰好表明你具备学术能力,是一个清楚自己思维过程的学生。极有可能你的同学们也有同样的误解,你的问题让他们和你一样受益。你的老师也会感谢你,他/她很高兴得到学生们积极的反馈,甚至在讲座过程中对教学内容提出质疑也被看作是“积极的”,只要它表明你确实仔细考虑过这个知识点,并有了自己的结论,即使你的结论与老师的不同。
讽刺的是,很多情况下,你在课堂上最不礼貌的行为是保持沉默、拒绝提问、毫不怀疑地接受传授给你的知识。仔细聆听、认真思考、决定取舍、形成自己的看法,然后,如果老师与你有不同的观点,检验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或者向老师的观点提出挑战;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学术发展。
UNIT EIGHTEEN汉堡包的崛起
美式烹饪,和与它有历史渊源的祖先,英式烹饪,一样,被公认为世界最差的烹饪之一。但一些跨国公司仍能成功推广和销售美国食品。它们如何取得成功?最明显的例子也许当数麦当劳快餐公司了。
麦当劳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经济繁荣时期。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美国经济繁荣起了主要推动作用(汽车给人们更多的活动自由,对经济的发展也功不可没),一系列新兴的消费产业随之兴起—特别是娱乐业(电影、电视、流行音乐)、服装(为大众市场生产的时装)、家电产品(洗衣机、冰箱和许多节省劳力的装置)、团队旅游,当然还有食品。麦当劳也许是第一家察觉到食品批量生产在这个新兴市场中的潜力的公司。一个奶昔搅拌机推销员雷·克罗克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一家拥有成功的食品配方的餐厅,接着,麦当劳第一家分店于1955年开张。这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的小餐厅由麦当劳兄弟俩经营,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凭借相对低廉的价格和单一的食品种类出售大量的食品和饮料(他们从雷。克罗克手中购买了8台奶昔搅拌机)。克罗克意识到大规模推广这种体制将有利可图,
于是向麦当劳兄弟俩提出创建连锁店的主张。很快,克罗克就在几百英里外的伊利诺斯州的德斯普兰斯开办了一家麦当劳餐厅。食品配方获得了成功,新公司开始坚持统一产品,对新加盟的连锁店店员和经理进行严格培训。
随着加盟店网络的扩大,他们创建了完善的管理体系为新店提供支持,让新店使用麦当劳的名称和体制,特别是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开发著名标志“金色双拱门”,挖掘用“麦当劳”命名食品的营销潜能,如“麦当劳松饼”。公司发展的关键在于“特许权”体制的建立。凭借这一体制,公司无需庞大资金储备便可开设分店,因为新加盟的经营者会承担新店开张的大部分资金,以享受麦当劳的独家配方、培训、广告效应以及总公司向新加人的经营者提供的其他帮助。20世纪90年代,中欧或中国等地,商业经营技巧较为缺乏,麦当劳用类似于20世纪50和60年代它曾在美国使用的方法将经营理念介绍到这些地区,并取得了类似的成功。这些国家,与亚洲、非洲和南美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以前几乎从未见识过先进资本主义市场的魅力和光芒,所以麦当劳市场营销策略中增加了新鲜感、未来色彩和异国情调,最终人人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分享好莱坞美梦了。
于是,一种现象产生了。在一些国家(特别是环太平洋的亚洲国家)人们把麦当劳看作特别的地方,认为在那儿请客,甚至请女朋友很时髦。而在麦当劳经营历史较长的国家,自重的女性只会把这种邀请看作是一种侮辱。当然对孩子们来说,又另当别论。麦当劳在促销活动中精心安排形式多样的“诱饵”,使快餐连锁店成为家庭聚会的好场所。尽管没有一个成年西方人会被麦当劳的小诱饵,如凯蒂猫、世界杯玩具所吸引,但孩子们一旦动心,大人就很容易被大叫大嚷的孩子们“胁持”到这里来。
这个庞大的食品连锁店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势力(光英国就有1000家店,香港有158家),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迫使有关国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仅每天销售面包的部分利润流回美国总部,本地食品制造商被势力强大的新竞争对手挤垮,而且很多时候,人们似乎开始感到自己国家的传统烹饪,甚至民族认同感正受到威胁。在法国、英国和其他地方都零星地发生了攻击麦当劳快餐店的事件。在法国发生的一例类似事件中,当地市长对麦当劳快餐店被毁一事采取纵容态度,因为他认为麦当劳代表了对法国伟大烹饪传统的冲击。在英国,麦当劳成为众矢之的,被看作全球一体化负面影响的证明。同样在英国,麦当劳极为不明智地卷人了麦克里贝尔案。有几个人因散发质疑麦当劳食品营养价值的小册子而被送上法庭,罪名是损害麦当劳的声誉。被告是相当普通的失业者,无力聘请律师为其出庭辩护(事实上,也不可能支付任何实质性的赔偿金),他们选择了自我辩护。在两年诉讼中,他们干得很成功。尽管麦当劳让他们的一些罪名“成立”,但被告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成功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而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名人,仿佛是被横行霸道的美国巨人恶意攻击的“小人物”代表。
自从麦当劳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后,它就竭尽所能塑造爱心机构的形象。例如,1974年它开放了一幢名为“朗诺·麦当劳叔叔之家”的大楼,让父母们带身患重病的孩子前来度假。朗诺·麦当劳慈善机构如今非常成功,它筹集公众捐款为有需要的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儿童提供医疗保健。麦当劳网站涉及教育、健康、环境和动物权益,以及公司具体关注的重点,如质量和安全。麦当劳曾被指控向美国国内市场提供多来自拉丁美洲的牛肉;那里以前覆盖着的大片雨林因无法维持这种高密度的动物养殖而最终变为荒漠。麦当劳在其网上电子出版物里明确否认此事,但此举或许正好说明该指控并非空穴来风。因此,有人声称麦当劳正在破坏我们的地球,因为它破坏了防止全球变暖的热带雨林;和其他公司一样,它同样使用会导致全球变暖的材料制作包装。如今,麦当劳正积极面对环境保护运动的挑战,尽力确保最大限度地采用可回收的材料,实施在消费国就近生产食品的政策,资助种类繁多的环保机构。比如,他们赞助了一个慈善机构,帮助农场主在热带雨林被破坏后留下的土地上重新培植雨林,以减缓雨林栖息地退化的速度,尽管重新种植雨林的速度不足以扭转气候
变化的趋势。现在,麦当劳至少声称自己是一个对社会及自然环境负责的机构,并建立了一套体系;根据这套体系,如果它未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就必须给公众一个交待。
但是,对麦当劳的最终评判只能以它的基本服务为基础。麦当劳能宣称它是最经得起检验的优质食品供应商吗?从卫生角度看,公司无疑拥有世界一流的体制。他们坚持为特许经营者着想的体制保证了无懈可击的超高卫生水准,只是,像麦当劳这种大规模的连锁店偶尔出点纰漏也是可想而知的,如在汉堡包中发现老鼠头这件事,但这种事故也不太可能使麦当劳在健康方面的好名声蒙尘。也许我们只能从工资政策和工作环境中寻找某些不足。当然,很多人也指责麦当劳的食物热量过高,虽然从某种角度说这种食品有营养,但如果消费者仅以此类食物为食,其脂肪含量将不利于健康,麦当劳再次针对这种指控进行了切实的改革。现在顾客完全有可能在麦当劳吃到低脂食品甚至素食。毕竟麦当劳要维护自己的声誉,它决不能允许自己被看作老式的廉价食品连锁店,尽管它原本就是如此。
最后,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你爱它还是恨它,很长一段时间内麦当劳仍将继续存在。即便是那些看到著名的金色双拱门标志就露出不屑神情的人,也得学会接受这一事实。
UNIT NINETEEN 最早的澳大利亚人
历史书反复告诉我们澳大利亚是欧洲探险者于17世纪“发现”的,但事实上,早在17世纪前千百年,澳大利亚这个巨大岛屿就已经被人发现,并有人居住。
澳大利亚最早的居民被称作澳洲土著人。据估计,他们到达这个岛屿大陆的时间在距今5-10万年前。那时海平面比现在低很多,大陆架显露在外,印尼群岛的许多岛屿其实都是相连或相互极为靠近的,这些条件使古代澳洲土著人南迁相对容易。他们从一个岛屿来到另一个岛屿,逐渐到达了澳洲大陆。当然,整个过程持续了数世纪。他们的迁徙也可能是分期分批进行的。骨骼和文化证物揭示有大批不同部落来到了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就迁徙开始的大致时间争论不休,一些颇有争议的人类残骸和石器的发现导致了许多不同结论的产生。但是,大多数的古生物学家认为澳洲土著人是在最后一次冰川时代到达澳洲的。 有两种主要理论试图解释澳洲土著人的由来。一种理论提出他们其实是利用大陆桥南进的东南亚人。支持这种理论的一个依据是澳洲野狗(一种澳大利亚土狗)有某种泰国狗的血统。另一种理论认为澳洲土著人实际上来自南亚次大陆,他们的古代祖先是印度人。这种可能性可以从种族间的相似点得到证实。澳洲土著人如何最终在整个澳洲大陆定居也存在两种主要理论。一种理论认为最早的迁徙者最初居住在内陆,借助高度发达的内陆河运和湖运来到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带,这些早已消失的航道留下了考古学和地理学线索。另一种理论声称土著人首先居住在海岸附近,并逐渐占据了内陆地区。塔斯马尼亚岛是靠近澳大利亚东南部南端的一座大岛屿,岛上人类的聚居地足以证明迁徙是具有潮流性的。如今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定居者的后裔和来自大陆的土著人明显不属于同一个种族子群,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体貌特征。考古学家认为上个冰川时代较低的海平面使人们很容易来到塔斯马尼亚岛,但后来海平面的上升孤立了这个岛屿,阻止了新移民的到来,使该地成了考古学上的时代文物密藏地。
澳洲土著人过着旧石器时代的生活。他们用石头、骨头、木头、贝壳和芦苇制造工具和武器,如矛、斧、棍棒、回旋镖、火石刀、锤子、针、盘、桶、网和简陋的住所,过着游牧的生活,对农耕一无所知。他们在陆地上流浪,猎杀野生动物为食,也采集野生坚果、浆果、树根,还吃昆虫,作为以肉类为主的食谱的补充。袋鼠、Aq鹊、巨晰和蛇是他们喜爱的肉食。他们也捕食鸟类,但较难得手。他们常用矛在河里或沿着海岸叉鱼,在岩石坑和河口仔细寻觅贝类。一些部落发明了筑坝捕鱼法,垒一堵石墙将鱼赶进浅滩或环礁湖,一旦落潮,鱼就成了瓮中之鳖。较小的晰蝎和其他爬行动物也可食用,许多木头中的蛆、蚯蚓和
类似的生物也成了土著人的盘中餐,或生吃或在簧火上煮食。
土著人到达澳洲后,分裂成不同部落,每个部落占据澳洲的一个地区—尽管部落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领地却极为广阔。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基本语言,但这些部落有大量的部落方言。据估计,在18世纪晚期欧洲人踏上澳大利亚时,土著居民使用着上千种方言。部落领地以地貌特征为标记,如山脉、丘陵、平原、河流、森林和山谷。部落间交往或相互联系极为罕见,部落战争也很少见;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干旱和严重食物短缺。严格的部落划分确保了方言的传承。
土著人崇拜图腾,设立标记用以描绘或阐释象征古代魂灵和神物的地貌。动物也可以是魂灵和超自然物的图腾。最为广泛信奉的图腾是蛇,最著名的当数彩虹蛇。土著人相信是它创造了自然界,它在大陆蜿蜒爬行,切出了河流、峡谷和湖泊,堆起了山脉。此外,土著人相信他们的灵魂祖先在称作“梦幻时代”的遥远年代创立了法律、宗教仪式和部落传统。这其实是解释所有物种起源和地貌形成的一种神话。传说中,河流、小溪和水洞是魂灵的栖息之所,大地其实是由精神物质所组成,因此,土著人有一种天生的生态管理责任感,他们尊重自然,爱护自然。
1788年第一批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他们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文明的存在。尽管土著人以前从未遭受过许多疾病的蹂瞒,他们却没有天生的免疫系统对抗天花病毒的肆虐。在英国人定居的第一个十年,上万名土著人被天花夺去了生命。第一批英国殖民者完全不理解,也无法容忍土著文化。他们没有发现农耕的痕迹,没有看到可以辨认的基础设施,如公路、栅栏或房屋,通过一个名为“无主领土”(意思是“闲置地,’)的法律概念,英国人将澳大利亚视为“无人地”予以占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开发的土地和资源足以证明它并不属于土著居民。结果,土著人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这就是原土著居民后来受到的社会和政治迫害的根源。
后来的150年中,土著人逐渐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被迫接受政府的一整套法规、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为欧洲殖民者清除土著人,以绝后患。最初,同化被认为是解决种族紧张局势的最好办法,他们打算通过种族间通婚、传播基督教和继续剥夺财产来消灭土著文化。后来,他们又实施一项保护政策,将土著居民赶进保护区,由白人监管。在塔斯马尼亚岛发生了大屠杀,土著居民几乎无一幸免。面对这些灭族和奴役的企图,土著居民顽强生存,英勇抵抗,使欧洲人总是不得不制定更多的法令以有效地处理土著居民“问题”。20世纪上半叶,政府实施了一项政策,将土著人的子女从父母身边带走,或送进特殊机构,或交由白人家庭收养。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项政策仍未被取消。近年来,“被偷去的一代”既成了白人和黑人关系的象征,又引发了白人深刻的心灵反思和政治忧虑。
土著居民一直尝试用政治途径解决财产被剥夺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土地权”之争一直是澳大利亚政治的焦点,但进展极为缓慢。1992年,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波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无主领土”概念在1788年被滥用。几年后,所谓的“威克决议”判定土著居民和白人农场主及土地所有人享有一样的权利,他们并没有因为欧洲人的殖民而灭亡。一些土地权纠纷案得到妥善处理,兼顾了白人和土著人的利益,但仍有许多案件的处理让人觉得极为可疑,大量的争议和分裂由此产生。
财产被剥夺给土著居民造成了形形色色的问题,很重要的是切断了他们世代与土地和部落图腾的联系,这在很多情况下导致土著人酗酒、失业和迷失自我。但是政治激进主义和民众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变促使黑人和越来越多的白人支持者要求政府为英国人到达后对土著人的迫害正式道歉。现在的政府坚决驳回了代表国家向土著人公开道歉的提议,甚至试图撤销法庭最近做出的一系列有利于土著人的决议。
显然,在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仍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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