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案(8)

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许多地方。第二次是他登上仕途做了郎中以后，奉命出使巡视今四川和云南边境一带。第三次是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随从武帝到泰山封禅，之后，又侍从武帝东到海上，北出长城巡边。这三次漫游，他的足迹，几遍全国。他利用漫游和出使的机会，考察风土人情和经济生活状况，访问历史古迹和收集历史故事文物史料，因而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为后来写作《史记》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3、遭李陵之祸。司马迁47岁时，发生了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的事件，他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替李陵辩解，结果触怒了武帝，被下狱，受“宫刑”。这对司马迁思想影响很大。一方面使他深刻认识到统治者的残忍和上层社会的冷酷；另方面为了雪清耻辱，他更加发愤著书。他要通过《史记》的写作，批判邪恶，表彰正义，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思想感情。

（二）司马迁的思想

1、司马迁的思想受先秦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他赞扬并主张孔、孟所宣扬的“德政”。但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在接受儒家思想同时，也接受了道家的影响和汉初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影响。然而他又不受各家思想限制。他重实地调查，能根据历史事实来考察和判断一些传统观念是否可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因素。

2、他有一个进步的社会理想，与广大人民的愿望有相一致的地方。他在著作中批判邪恶，表彰善良，与人民的爱憎感情也有相通之处。这都说明他的思想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

（三）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流传下来的还有著名的《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它记叙了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个部分组成，共五十二万多字。“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政绩：“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世家”写历代王侯和辅汉功臣的事迹；“列传”是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其中，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是全书的主体。

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来写人物传记，但他又不是纯客观的描写，在每个历史人物身上，几乎都表现了他褒贬爱憎之情。他突破封建的正统观念，在《史记》中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

（一）暴露了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和残暴罪行

1、揭露汉代帝王的丑恶面目。《高祖本纪》在肯定刘邦反秦和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就已真实地写出了他原是一个使酒好色流氓。在《项羽本纪》中，更写出了刘邦的冷酷、狡诈和无赖品质。他从彭城败逃时，为了轻车逃命，竟三次把儿子孝惠和女儿鲁元推下去。广武对峙，项羽准备杀死刘邦父亲时，刘邦竟说：“幸分我一杯羹。”这都深刻地暴露了他流氓无赖、自私残忍的本性。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史记》也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在《大宛列传》中，写武帝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马，特封宠姬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万里而伐宛”。为满足一己之欲，竟劳民伤财，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汲郑列传》里，司马迁还借汲黯的话指责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对汉武帝儒法并用软硬兼施的统治术作了深刻的揭露。

2、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丑行。《吕太后本纪》记载了刘邦死后吕后擅权，大封诸吕，欲夺刘氏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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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斗争。还写出她惨毒地杀害了刘邦宠姬戚夫人：剁断戚夫人手脚，挖去眼睛，烧焦耳朵，让吃哑药，置于厕中，称为“人彘”。这种残暴行为，连吕后亲生儿子惠帝都说：“此非人所为。”《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蚴两家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深刻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

3、揭露贪官酷吏残害无辜的罪行。《酷吏列传》写汉武帝时代张汤、义纵、杜周、王温舒等一批酷吏的凶狠残暴。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他治狱时，不问是非，完全看武帝眼色行事，因此最受武帝信任。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人“连坐千余家”，杀人“至流血十余里”。汉法，春天不杀人，他竟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这样一些酷吏，“天子闻之，以为能”，不断升官。这就深刻揭露了酷吏的残忍本性和武帝的暴虐统治。

（二）热情歌颂反抗暴秦的英雄人物。《陈涉世家》写陈涉、吴广起义反秦的事迹。他们揭竿起义，不过半年就失败了，但司马迁却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把他看作是一个同于商汤、周武王一样的转变历史的人物，从而破例地把他列入“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并列。这篇传记末尾写道：“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是说高祖时派遣三十户人家在砀县为陈涉看守坟墓，使至今祭祀不断。这表明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陈涉的功绩的。司马迁在主观上虽没把陈涉当作农民起义的领袖来歌颂，他在当时也不可能认识到陈涉起义是一场农民革命，但由于他忠于历史事实，充分尊重陈涉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客观上真实地描写出了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光辉形象。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又以极饱满的热情写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秦统治的事迹。认为这位“乘势起陇亩之中”的英雄人物，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由于在秦亡汉兴以前，“政由羽出”，因此把项羽写入本纪，热烈歌颂他亡秦的伟大功绩。

（三）颂扬品质优良的中下层人物。《史记》对刺客、游侠、医卜、倡优这些正史、官书不肯记载的中下层人物也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刺客列传》记叙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和荆轲刺秦王政的事迹。虽然他们的个人暴力行动，并不能解决任何政治上的实质问题，但在封建专制主义黑暗统治下，他们那种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精神却是可歌可泣的。《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等，对游侠言必信，行必果和急人之难见义勇为的品质，给予很高评价。

此外《史记》还歌颂了一系列爱国人物。《廉颇蔺相如列传》赞扬蔺相如为维护国家尊严临危不惧，敢于斗争的精神，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李将军列传》歌颂李广为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屈原列传》歌颂屈原“正道直行”、“九死不悔”的品德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歌颂、赞美这些历史人物，都深刻地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

四、《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 （一）善于选择、安排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1、精心选取历史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大事。以《项羽本纪》为例，对这样一个骤起骤灭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作者主要抓住他生平中三件大事来写：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钜鹿之战写他在起义军处于劣势的危急时刻，破釜沉舟，渡河救赵，击破了乘胜前来的秦军主力，表现他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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咤风云、勇冠三军的英雄气概。鸿门宴写他在急欲“击破沛公军”时，轻信刘邦和解的言词改变初衷，以至坐失良机，为自己留下后患，表现了他的坦率重义和少于谋略。垓下之围写他被刘邦重重围困时，慷慨别姬，冲杀突围，不肯东渡，白刎乌江，既表现了英雄气概，也反映了他自矜功伐、至死不悟的错误思想。以这三个重大事件组成项羽传，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英雄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也深刻地显示出他一生成败的内在因素。《廉颇蔺相如列传》主要抓住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三件大事来写，突出了蔺相如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和以国事为重不念私仇的高贵品质。《李将军列传》也只着重写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中的三次战斗，以突出他英勇善战的英雄本色。

2、注意选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暗示人物未来。《史记》于人物写大事，有时也写生活小事，因为这有助于使人物形象更丰满，个性更鲜明。有些小事还往往使人见微知著，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如《陈涉世家》开头写陈涉佣耕垄上时与伙伴们的一场对话，既表现了他有大志，也表现出他很自负，轻蔑别人，以至后来起义为王时竟把旧时伙伴也杀了。这些小事的描写，刻划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也预示出性格发展的方向。其他如《项羽本纪》开头写项羽少年时奇异不凡的言行，《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在乡里主持分祭肉分得很平均的故事，《李斯列传》写李斯见厕鼠仓鼠所食不同而发的感叹等，这些小事的描写，都有同样意义，他们日后的作为都是早年这种表现的进一步发展。

3、运用“互见法”。这就是把某一历史人物的一些事迹，在本传中省略，而写入其他人物传记中去。运用这种方法，有时是为了避免重复，或为了避免遭祸，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突出人物某一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主要是要突出项羽喑曙叱咤、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因此便把他许多个人的缺点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去写，这就不至于损害他的英雄性格。《魏公子列传》主要写一个能够礼贤下士的贵公子形象，因此就集中写信陵君如何“自迎夷门侯生”等故事，而把他因为畏秦而不肯收留亡命的虞卿和魏齐的故事，放到《范睢蔡泽列传》中去写，这也是为了不至于损害信陵君的形象。这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普遍采用的方法。

（二）善于运用多种方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1、细致入微的描述。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慨地叙述，对要写的主要事件往往进行具体细致的描写，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迎侯生的一段，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作者先写侯生毫不谦让地“直上载公子上坐”而“公子执辔愈恭”，以及侯生“故久立与其客语”而“公子颜色愈和”。接着又写“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以至“市人”、“从骑”、“宾客”对公子行为都感到惊异。作者通过这些具体描写，就把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性格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紧张斗争场面的描写。司马迁善于通过紧张场面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描写。在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上，刘、项双方明争暗斗，剑拔弩张。宴会开始后，有范增举块、项庄舞剑、樊哙闯帐等情节，气氛十分紧张。鸿门宴从曹无伤告密开始，到刘邦不辞而别为止，矛盾迭起，险象环生。作者就是通过对那些矛盾斗争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刘邦机敏精细狡诈，项羽坦率轻敌无谋。其他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人的性格，也都在这场斗争中有所表现。

（三）在运用语言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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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善于运用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史记》里的人物语言，无论独白、对话都充分个性化。以刘邦和项羽见巡游的秦始皇时所说的话为例，项羽见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高祖本纪》）话的意思一样，都想登上帝王的宝座，但语气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写周昌反对刘邦废太子时的对话：“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期期”是口吃的象声词，这段话把周昌又急又怒，越急越口吃的神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2、《史记》的叙述语言，简洁、精炼，极富表现力。它往往用极少的语言表现极丰富的内容，并生动地展示出人物的情态、心理。以《项羽本纪》为例，作者写钜鹿之战，从“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开始，到“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为止，总共不过二百字。但却把这场大战中楚军义无反顾的决心，英勇作战的情形，杀声震天的战斗场面，项羽使诸侯慑伏的声威，全都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语言非常简炼，并富有形象性和表现力。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不胜枚举。

《史记》在叙事中还往往引用民谣和谚语，使语言更加丰富多采，也更富有表现力。

第四章 汉乐府民歌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汉乐府民歌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3课时

一、教学目的

1、了解汉乐府民歌的音乐背景和创作概况；

2、掌握汉乐府的总体艺术特点及其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战城南》等。

二、教学意义

汉代乐府民歌是汉代乐府机构在采集民歌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内容丰富多彩，艺术手法多变，极富生活气息，对后世文人诗影响很大。汉乐府民歌从诗体演变的角度也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地位。

三、教学重点

1、乐府民歌的总体艺术特点； 2、《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成就。

四、教学难点

1、对乐府机构采集民歌、整理民歌的理解； 2、一些重要民歌作品的民俗意蕴。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乐府”本是古代掌握音乐的官署机构，六朝时，人们把合乐的歌辞、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成的诗歌统称为“乐府”，于是乐府演变成为一种诗体名称。沿用到后世，涵义进一步扩大，如宋人把词，元、明人把散曲也称作乐府。设立乐府机构的记载，最早见于秦代，汉初承之。当时的乐府只管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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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乐，祭祀的雅乐则属太乐掌管。汉武帝时重建乐府机构，扩大其规模。其职能除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填写歌辞、编配乐器进行演奏外，还负有采集民歌的使命，始形成雅乐俗乐并存的局面。当时采集民歌的目的，不独为了观察民情，供朝会、祭祀等典礼之用，也有愉悦耳目的作用，更有满足自己“大一统”心理的动机。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收集、整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

汉乐府诗歌包括文人乐府和乐府民歌，现仅存百余首，主要保存在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中。民歌是其精华，现仅存四十多首，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辞、鼓吹曲辞和杂曲歌辞中，其中多数是东汉作品。

一、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达了汉代民众的心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汉乐府民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表现民众的悲苦、怨恨与反抗。汉代数百年间，豪族日富，黎民百姓日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妇病行》是反映这一内容的典型作品。诗中描写病妇托孤、丈夫乞求、孤儿啼索母抱的情景，惨绝人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孤儿行》则反映了私有制下道德沦丧导致的一幕悲剧。孤儿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父母在时，他“乘坚车，驾驷马”。父母死后，他成了兄嫂的私奴，备受虐待，长年被驱使外出行商，回来又被使唤去办饭、视马、汲水、养蚕、收瓜。如此辛劳，却“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他痛不欲生，“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这不只是一个家庭悲剧，还是严重的社会悲剧。《东门行》则表现了百姓困不可忍之后的反抗。诗写了一个城市贫民，面临生活绝境，被迫铤而走险的情景。诗中的男主人公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出东门，却又转回，再看家徒四壁，无食无衣，难以活命，于是决计“拔剑东门去”。妻子用天道和人情劝阻，也全然不顾，毅然走上反抗道路。这种对剥削压迫的自发反抗，正是汉代“群盗并起，国之将亡”的预兆。这类民歌，远超先秦民歌“怨刺”的界限，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

控诉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是汉乐府民歌的又一重要内容。汉代对外战争频繁，统治者利用战争对百姓进行超限度地奴役，百姓深受其害，他们以诗歌表现了强烈的反战情绪。如《战城南》，通过对激战后凄凉恐怖的战场的描写和人乌间惊心动魄对话，反映了战争给人民生命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有力控诉了穷兵黩武者的罪行。《十五从军征》更通过一位老兵回乡后目睹的悲惨情景表现了这一点。他十五从征，八十才得返家，六十五年的兵役，使他备受苦难，而归来后，早已家破人亡，亲戚丧尽，只有累累荒冢和断壁残垣，盼望已久的归梦被现实击得粉碎。

战争而外，又有赋税、徭役、灾荒、土地兼并，迫使人们离乡背井，漂泊异地，于是产生了行役者的悲歌。如《艳歌行》写一家“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受尽屈辱，发出“远行不如归”的悲叹。《悲歌》反映了异乡漂泊者“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的痛苦。这类诗歌，格调悲凉，催人泪下。

汉乐府民歌有很多作品反映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这一永恒主题，并藉之歌颂了当时人们追求的坚贞爱情和他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与《诗经》时代相比，汉代男女青年在爱情婚姻上受礼教的压抑更重，但从现存作品看，其时人们表达爱情情感的浓烈程度，并不逊于《诗经》，而且更具悲剧色彩。如《有所思》写一女子思念远方情人，本想赠以珍贵礼品，却“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但这种深挚的感情，并不易断绝。她的一举一动，又害怕外人知道，内心充满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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