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人文圣山解说词(3)

九渊、王阳明等思想大家，也在历史的不同时候，把人生的重要足迹留在了庐山，从而丰富了宋明哲学与庐山的渊源。

依山林借静读书，择胜地纳徒讲学，曾是古代众多儒者的愿望。庐山多彩的人文历史之中也有着因儒兴学的一章。如果说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兴建濂溪书院起源于个人对庐山环境的钟爱，那么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则带有深重的个人使命感。他们共同奠定了理学思想、教学理念在中国传播至今的基石。这些儒学大家的功绩，不仅在于使庐山成为宋明理学萌芽和传承的家园，更使庐山成为中国古代不同哲学思想相互交流的学术乐土。而另一方面，陆九渊、王阳明等思想大家，也在历史的不同时候，把人生的重要足迹留在了庐山，从而丰富了宋明哲学与庐山的渊源。 【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 拄杖夜撞青天开

明正德十四年八月初五戌时，庐山文殊台。

时值中秋，隐起的山风让人些许有些凉意，然而，家仆送来寒衣却丝毫不能引起那个夜观天象之人的注意。这个人，便是明代著名心学大师王阳明。 “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王阳明参理星文，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行为，成为文殊台上的传奇之一，一同流传下来的，还有种种猜测：那一晚王阳明独立秋风，有何心意呢？

王阳明，就在他登上庐山的几个月前，刚刚平定了危及大明江山的宁王之乱，赢得了“大明军神”的美誉，但同时也落下了功高盖主的结论，王阳明在重压之下，只得将全部功劳归于无能的皇帝明武宗。可以对话苍穹，参悟天地的他也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就在庐山秀峰脚下，王阳明亲自为平叛庆功撰写的记功碑就树立于此。记功碑上的通篇文字把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战功，全部归于皇帝的英勇英明。这些文字根本无法让人联想到那个夜观天象的世外高人形象。

文殊台上通大道，秀峰脚下锁近忧。就在一山上下的两处，这位心学大师却留下了极其复杂矛盾的心理印记??生前战功无数的王明阳，死后只落得了“用诈任情，坏人心术”的评语。曾因际遇坎坷而发出“浮名于我迹何有”感慨的王阳明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死对于自己可能是个解脱，但他所代表的儒家心学流派在他死后的渐渐没落，却是中国思想界一场影响深远的变化。

心学的没落成全了已经与之争锋了几百年的老对手——理学，从此，中国古代思想界的“双雄争锋”变为“一枝独秀”，理学确立了官方哲学的地位，统治中国达六百年之久。非但直接左右了当时人文、经济以及社会形态各个方面，及至今天，它对中国社会余存的影响力，也是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然而人们并不一定知道，理学的思想便发端于庐山。 出淤泥而不染

“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几句话，出自北宋思想家周敦颐撰写的名篇《爱莲说》。自从有了那篇传世佳作，后世文人的处世态度，就有了牡丹与菊花之外的另一种借喻。 一生笃爱莲花的周敦颐，同样对庐山情有独钟。他曾做诗“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以抒发对庐山的热爱之情。自从他第一次游览庐山，便有了一见钟情之感，庐山清幽的环境，令平生恋慕自然的周敦颐念念不忘，以至在为官之时，就打算离开官职后，终老于庐山这青山绿水间。果不其然，在周敦颐告老辞官后，他并没有还乡湖南，而是留在了庐山莲花峰下。 在当时，依山林借静读书，择胜地纳徒讲学，是很多儒者的梦想。周敦颐也不例外，他凿池种荷，同时开讲授徒，建立了供读书讲学之用的濂溪书院，因此周敦颐也被后世称为“濂溪先生”或周濂溪。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完成了宋代理学的奠基之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并且培养出了历史上两位理学鸿儒，程颢和程颐兄弟，日后更是得到了朱熹等人的顶礼膜拜，被后世称为理学的开山祖。

在庐山栗树岭，有个以周姓为主的村子，这里生活着周敦颐的后人。自明代弘治年间开始，周敦颐的子孙后裔，尊朝廷旨意，离开老家湖南道县，在庐山为周敦颐护坟守墓，到今天，已有五百余年历史。这里也曾是濂溪书院的一处旧址，曾几何时，黄庭坚、苏轼、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大家无不来此拜谒先儒。而庐山，也因为周敦颐和濂溪书院，开启了理学传播与书院教育相结合的趋势，为之后理学思想在庐山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海内书院第一

位于庐山身边，掩映于参天大树之下的白鹿洞书院，与衡阳石鼓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商丘应天书院并称中国四大书院，曾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白鹿洞”三个字，传闻是因为唐朝文人李渤豢养白鹿于此陪伴读书而得名。南唐时期，这里被称为“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学，兴盛一时。北宋时期这里更名为白鹿洞书院，但因那时执政的宋真宗规定“不入官学不能应举”，因此书院日渐凋落，风光不再。

及至公元1179年。这一年的秋天，已经荒废了125年的白鹿洞书院，终于等来了一位有缘之人。然而此时的白鹿洞书院，残砖断壁，杂草丛生，洞门犹在却已盛名不负，一切景物让这位来客心生感慨。 这个人就是朱熹，后世把他尊为“朱子”，称其为“六百年理学集大成者”。

原本是慕名而来，结果却是怅然若失，白鹿洞书院的景象令朱熹辗转难寐。他上书朝廷：庐山佛堂数百，废坏者无不有人修复，而儒生读书之地，只白鹿洞书院一处，却破败百年无人过问，实在可惜。于是恳请重修白鹿洞。

就在这一年，中国的北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可汗掀起了统一草原、开疆拓土的征战。而在南方，广州等地的农民暴动亦时有发生，令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一筹莫展。因此可想而知，朱熹虽两次上书朝廷，得到的却是帝王的冷淡，和同僚的讥讽。 所幸的是，朱熹并未因此而停止自己兴复书院的理想。他决心凭一己之力重修白鹿洞。从置田

筑屋到筹措资金，从延请老师到发榜招生，朱熹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只为春天到来时，白鹿洞书院能够重新启用。这一年，朱熹已经49岁?? 朱熹重修白鹿洞

春天，自然万物开始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庐山周边的村民们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整个严冬的乏味与慵懒被甩得一干二净。生命的芬芳开始荡漾在田间垅头，欢腾的流水在亿万条沟壑中穿行，把欢乐铺撒到满山遍野。这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 800多年前，同样充满希望的春天里，白鹿洞书院开学了。

在开学当天，第一个登上讲台的老师，便是朱熹本人，这一堂课所讲的是《中庸首章》。从此刻开始，白鹿洞书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朱熹推行的诸多教育理念，也为后世的人才培养塑造了重要的模式。

今天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在800多年前的朱子看来，正处于人一生中最危险的年纪。他认为，道德习惯如不在人的儿童阶段培养，不仅贻误个人，还有害于社会。

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关联的阶段。儿童教育在于培养“圣贤坯璞”，即雕琢璞玉，在朱熹看来，此时若不能正确教育，长大后就有可能做出违背伦理的事情来。具体方法是“教事”，即小到穿衣戴帽的规矩，大到孝悌忠信的纲常，当学子到了十五岁以后，即要接受大学教育，重点在于教理，即探求事物之所以然。 白鹿洞书院教条

白鹿洞书院新的时代，不仅仅在于教学的恢复，朱熹还有效地把推广理学和书院教育结合起来，亲自为学院制订了学规，即今天在白鹿洞书院里可见的《白鹿洞书院教条》。这份学规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集教育目的、教育形式、教育法则于一身的教育方针。 《白鹿洞书院教条》充分体现了朱熹坚持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他针对当时的官学体系腐败，教育目的庸俗的混乱局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书院的办学和教学模式。要求学生们先明义理，尔后正其心、以修其身，然后行之于事，再推己及人，进而齐家、治国、

平天下。这是一个理学家的理想人生。

白鹿洞学规出台后，几乎得到同时期其他书院的仿效和推崇，乃至官办学校，也都参照此学规推广或运用。可以说，朱熹制定的白鹿洞学规，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几百年的最高法则和唯一准绳。而在日本，学校学生至今仍把白鹿洞学规作为校训。 朱熹教育思想中的树立远大理想，遵行道德规范等内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有可借鉴的意义，但他推崇的收敛心性，“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显然与当代教育提倡的解放个性，鼓励发挥创造力的新内容有所出入。 朱熹与陆九渊之辩

其实，天理与人性的矛盾，自古至今都是学者们争论不休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朱熹与陆九渊关于“心性应该约束还是应该释放”的争辩也就是理学和心学这两大思想体系长达数百年学术争锋的焦点。

事实上，早在1175年，也就是朱熹重修白鹿洞的四年前，他与陆九渊在上饶鹅湖寺就有过一次意义深远的对话。在治学方面有着极大分歧的朱熹与陆九渊和陆九龄兄弟，进行了长达三天的激烈辩论，最终不欢而散。史称“鹅湖之会”。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分别在中国历史上代表了两个传统，朱熹代表了中国的传统叫“渐修”，就是逐渐修养，然后来领悟事物的道理和伦理至关重要的道理。而陆九渊代表的是我们另外一个观点是叫做“顿悟”，就是先体会道，这个道就在自己的心里面，或者是心当中的灵明，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公元1181年，白鹿洞书院恢复办学已经一年有余，书院的一切事务在朱熹的安排下有序地运行。朱熹自命白鹿洞洞主，主持学院教学。那时，理学初立，影响力尚小，但朱熹并不因为需要推广理学，而排斥其他学派。他不断邀请多方学者来白鹿洞讲学，以增添学子们的见识。就在众多邀请中，一个人的如约而至令他惊喜万分。此人就是心学掌门陆九渊。 陆九渊在白鹿洞的讲演，名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到高潮时，朱熹与旁听者无不感动得为之流泪。朱熹令人记下陆九渊的讲义，刻于石上——这就是今天这块石碑的来历。 就在朱熹邀请陆九渊来白鹿洞讲学的同一年，朱熹因解职回乡，离开了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的兴复和扬名，成为朱熹推广理学思想的重要标志。

公元1198年的时候，朱熹的学说被朝廷称为伪学。到两年后，1200年朱熹去世了，当时只有辛弃疾一个人去送葬。非常凄凉，也就是说，朱熹在死的时候，他一定也不会想到，他修订的四书会成为科举考试的正式教科书。又过了九年南宋政府才给朱熹恢复名誉。 思想界的一座丰碑

白鹿洞书院，不仅成为理学思想汇聚庐山的代表，更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座丰碑。难怪近代学者胡适曾这样总结白鹿洞书院的价值——白鹿洞，代表着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在今天的白鹿洞书院旁边，一座江西进士榜、状元柱引人注目。在这些因为个人努力获得功名的名字里，不乏一些在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名人，他们都曾访学或求学于此。他们让后人感叹白鹿洞书院的人才辈出，以及白鹿洞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做出的卓越贡献。 朱熹时代的小屋，已然完全不见，但是在书院自然环境里，却处处可见朱熹的痕迹。在石头上，在溪流下，在桥壁中。他遒劲有力的字迹，散发着来自遥远的气息，让人们回味无穷，也可以在这里瞻仰和凭吊当年。

更重要的是，因朱熹而复兴的白鹿洞书院，在近千年的历史更替中呈现出来的起伏兴衰，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成长和深化提供了真实的记忆。

依山林、寻僻静的书院读书方式，已经因为时代的变迁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人们却习惯抓住一些往事的影子，去解读过去的人和事。今天的管理者认为，既然此地叫白鹿洞，就应该有白鹿，所以专门从地中海买到一对白色麋鹿，来书院参观的人几乎都要去看看这对白鹿。直到今天，一场场因白鹿洞开办的文化讲座，仍然丰富着人们的视听，这些延续白鹿洞书院

兴学传统的活动，使现代人在获得新知的同时，将不自觉地沉浸在白鹿洞曾经的传说之中——书声琅琅之余，有呦呦鹿鸣为伴。 （第五集）诰封

自明朝开始庐山成为皇家之山，这座名山的政治篇章拉开序幕。当中国北方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反复拉锯战中成为主战场时，包括庐山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却幸而成为狼烟中的桃源乐土。公元1275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接到捷报南宋江州失守，蒙古铁骑驰骋庐山之麓，这是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在元朝的等级划分中，这里的居民被称为南人，属于最低贱的种群。历经战乱后1392年，庐山回归了平静。但是一道敕令的下达打破了庐山的静谧。【今以君为主， 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黄宗羲《原君》】 642年前，一位名叫朱元璋的孤儿登上帝国之巅，他的生前身后，人们至今还在争议，然而，自他开创的明帝国始，庐山成为赫赫皇家之山，这座名山的政治篇章便拉开了序幕。 明代以前，庐山已经家喻户晓，在中国人心目中，那里是活动的画境，现世的桃源，外边的一切纷扰，杀戮，离乱，都被隔绝在松涛之外。 朱陈大战鄱湖

公元1275年，身处大都的蒙古大汗忽必烈接到前线捷报，南宋江州失守，蒙古铁骑驰骋庐山之麓，这是这座长江南岸的山岳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

在元朝的社会等级划分中，这里的居民被称作南人，属于最低贱的种群，在异族统治者眼中，他们与牛马无异。南人每20家被编为一甲，身为甲长的蒙古人，拥有对他们生命、财物、妻女肉体的绝对支配权。

在庐山余脉的黄岩鼓子寨，残存着600年前的营垒遗迹。元末，邢万户，张野鸡两名庐山脚下的山民率众扯起反旗，聚啸于此。

当时的中国南方，不甘屈辱压迫，揭竿而起的民间武装无法计数，经过数年征战，庐山脚下的九江城成为两支农民武装争夺的焦点地区。

控制长江中游的陈友谅，以及来自江淮地区的朱元璋，此时已渐成皇位的有力争夺者，经过一系列拉锯战，朱陈两大势力在九江对峙。

庐山脚下的这座江边古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363年初秋，朱元璋，陈友谅倾巢而出，会战于此，谁是王侯，谁是草寇，血战过后自见分晓。

鄱阳湖大桥下面，是长江和鄱阳湖交汇的所在，1363年7月初六，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鄱阳湖水战就在此拉开序幕。朱陈双方投入约80万兵力，经过37天鏖战，人数占劣势的朱元璋水军，利用古老的火攻战术，彻底歼灭了陈友谅主力部队，清除了权力顶峰途中最大障碍。

1392年，鄱阳湖和庐山又回归了平静，这时，统一的多民族的明帝国已经建立了24年。按照太祖朱元璋天下初定，要像爱护幼鸟小树一样爱护民生的理念，经历战乱多年的黎民终于有了难得的休养生息。

然而，随着一道敕令的传达，庐山方圆几百里的静谧顿时被打乱，人们无法预料到，他们个人的命运即将被卷入一项浩大持久的皇家工程，而他们的家园——庐山的历史也即将被改写。这一切，全都因为一个他们从未见过、也少有听闻的仙人。 神秘的周癫仙人 这个虚无缥缈，云遮雾罩的神仙是一名叫做周癫的游方僧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故事，但远在金陵的洪武皇帝，坚称周癫在庐山修行期间，大施神迹，帮助自己打赢了和陈友谅的生死之战。

为了怀念这位倾力相助的神人，在洪武26年，皇帝决定为他造像，并在高入云端的庐山之巅，树立御碑。对于一个已经掌握权力达20余载的君主来说，为什么要在此时怀念一个人30年前的功绩呢？

为表彰这子虚乌有的天命所归，在遥远的金陵，优质大理石的石碑打造完毕，著名书法家詹希源手书皇帝《周癫仙人传》全文两千余字，由当时最优秀的工匠镌刻在石碑上。 为了让巨大的石碑能运到庐山顶，负责整个工程的内务府决定，使用附近州府的民夫，

从山脚下的赛阳开始，到锦绣峰，修筑一条一直爬升到山顶的小路。这在庐山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运送御碑到山巅

今天，这条建成的险峻道路，有一个叫人胆战心惊的名字——九十九道盘古道。当年，它是进出庐山的第一条人工道路。今天，行走其间，视线不时被葱郁的灌木遮挡，不过，即便走过600个年头，当年的许多印记依然向我们提示着那段艰苦的开路岁月。

放在路边的大石上，明显地可以看到打钎的痕迹，文物工作者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当年筑路民夫弃用的一块铺路石?? 在九十九道盘顶端，一块岩石上镌刻着“内府潘四修路”的字样。

历史学家基本认定，身为明朝内务府官员的潘四，正是当年修路工程的主要监督人。 在艰苦的工程即将告竣之际，受命监督的内务总管潘四，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他的心目中，他理应和这青山古道一起，被后世铭记。

在所有官方典籍和资料中，并没有关于当年修路人的记载和描述，不过，那些被役使的民夫们，是不是也在大山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呢？

带着这个疑问，庐山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从1982年开始，仔细考察了九十九道盘沿线的地貌，经过近30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六处和当年修路人有关的明代石刻。那些被风霜磨砺的刻字，是关于那些卑微生命的唯一记忆。

经历了近一年时间的突击劳作，御道建成，而新的难题接踵而来，庞大的御碑如何上山？诸多史料中，并无关于运送御碑方式的详尽记录，然而，后世的历史工作者，却基本认定，庞大的御碑主要是由人力驮运到山巅的?? 碑在群山之巅竖立

对于习惯负重踏遍青山的当地男丁来说，这样极具挑战的任务他们也是第一次面对。 任务的第一步，是要在林莽中仔细挑选一棵质地紧密、强韧的大树，作为驮运御碑的负重主干。被当地人称为大龙的这根原木，是整个系统的中枢和集中承重部分。

运送御碑的负重系统，包括一根大龙，两根大牛，和八根小牛。在上路之前，经验丰富的山民要用绳索将所有部件紧密连接，绳索的分布实际上起到了分配重量的作用，而架龙高手们，自然知道怎样让驮运的同伴们更加轻省和高效。 1393年的一个清晨，四米高，1.3米宽，0.3米厚的御碑上路了。根据历史学家估计，当时整个庐山山麓的壮年男丁都被发动起来，轮流驮运这重达数吨的巨碑。

在苍莽群山中，驮运的队伍如蝼蚁般艰难行进。

整个工程从修路开始，到御碑被运上锦绣峰，历时近两年，明史上对此只有寥寥几笔描述，“太祖遣官祭庐山周癫仙立御制碑”，而参与民众多少，他们的命运如何，没有任何官方记载。

一块代表皇家最高威仪的纪念碑在群山之巅竖立，一个有情有义的开国明君形象也在四海之内彰显。

就在御碑落成的1393年秋天，战功卓著的凉国公蓝玉满门被诛，株连一万多人，史称蓝案。此时，跟随朱元璋征战多年，立下汗马功劳的一班文臣武将，已基本被他诛杀殆尽。 几年后，为御碑书写碑文的詹希源在为南京皇宫书写匾额时犯了忌讳，被斩首示众。 这个以日月光明作为国号的帝国，却以严酷和黑暗的专制压迫著称，它独创的厂卫制度，更是让人们闻风丧胆。 扩建巨大寺庙群

而与此同时，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继续向仙界施恩。

据历史记载，朱元璋为纪念周癫敕令扩建巨大寺庙群，寺庙落成开光之际，皇帝亲赐乌金太子像、象皮鼓、铜钟、铁瓦四件宝贝，以示隆恩。在庐山博物馆暗淡的地下室里，我们见到了出土于天池寺旧址的仅存的明代铁瓦，现实存在的文物确凿地表明，史书所言不谬。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还不够。庐山于他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或许是他在庐山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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