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在批判的批判理论：关于最好形式的争论(5)

这使我来到不同于费拉拉的第二点。结合我对私有化和固化的关注，并结合其他一些关于认识论和伦理上的权威主义的忧虑M. Cooke， “Avoiding Authoritarianism： On the Problem of Jus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13， no. 3： 379-404. ，我看到需要对范例有效性的主体经验，或更一般的那些在伦理上其认识论意义还没有厘清的主体经验，持一种认识论怀疑态度。因为我想强调，主体认识论意义的感知在认识论上不一定是可靠的，无论他们所依赖的经验是多么有力。马丁·路德可能说：“我站在这里，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但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以这种方式说话和行动就是对的呢？当然，我们认同他陈述中具有主观感知的认识论意义。此外，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它。然而，规范性的主体经验如此明显有力，促使路德在这种立场上不能别样地行动。但这一切都不能确保他不去别样地行动就是对的。我的主要观点是，即使是最为直接而有力的经验也要经过讨论中的人的主体性的调节。反过来，这个主体性又受到人所在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受环境中语言实践的影响。因此，伦理有效性的主体经验无论是如何有力，也不能证明其伦理视角的有效性（普遍性）。而这种伦理视角往往是经验主体通过其经验获得的。那么，如何来评估这伦理视角的有效性？这就将我们主体经验主张的评估问题带入到伦理有效性上。

考虑到我想避免认识论上的权威主义的理由，我所主张的路径是哈贝马斯式的。我倡导评估过程民主化，即伦理有效性声称原则上对每个人所主张的观点都是开放的。在主体间论辩的公共过程中，包容和公正的规范统领着协商。我说“原则上”如此，是因为总是有很好的语境原因来避免，甚至拒绝对主体性经验，及对他们产生的伦理有效性声称进行公共评价。在这方面，判断当然是其自身对公共论争开放。我们总是遇到与此相关的各种困难。但我将在随后把它们搁置一边。相反，我的关注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这个困难直接来源于讨论中的主体经验的独特性。范例有效性的经验，或更一般地说，在伦理上其认识论意义已归咎于独特的主体经验，显然也是高度主体性的、具体的。一方面，经验总是具体人类主体在具体情境下的经验。这就意味着，同样的一件事可能对我与对你来说意义完全不同。另一方面，人们的经验往往是经过某种中介得到，这就意味着从经验而来的任何伦理结论在主体与主体之间是不同的。这种主体经验的独特性，明显增加了对以这些经验为基础的伦理判断进行论辩性评估的复杂性。一种复杂性来源于这样的环境，即伦理上的混乱经验典型地发生在环境中而不是论辩中。在这种情形下，参与辩论将永远不足以信服那些没有充分经历过相同经历的人。观点有效性就建立在这种相同经验上M. Cooke， “Violating Neutrality？ Religious Validity Claims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C. Calhoun， E. Mendieta & J. VanAntwerpen (eds) Habermas and Relig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249-274. 。

让我们总结下由这种困难引发的结果。这里我所概括的内在批判模式是“内在的”，在于它来源于真实世界具体个体的实际经验，并由于这些经验的独特性而保持着活力。正是“超语境”将一种假定的、与真理相关的认识论意义归属到主体经验中，这就是范例有效性的经验、认识论上令人不安的经验，或者确实是痛苦的消极经验。虽然如此，内在批判模式还是坚持，这些主体性经验在认识论上是不可靠的，必须在原则上对公共空间的主体间性的评判保持开放。为了与我在前面所概括的方法保持一致，特别是与我想避免伦理想象固化的主张一致，这样的评判其自身就应该有超语境维度，即它必须在超语境的层面有一种关注伦理有效性的导向。换句话说，这种评判必须以伦理真理为导向。因此，我提出这种内在批判模式，也就承担提供一种合理解释关于伦理真理的任务。我的简单讨论，即在独特主体经验的情形下，主体间的评判是如此复杂，让我们看到以纯粹论辩的术语来概念化伦理的有效性是不充分的。讨论中的主体经验的独特性意味着，伦理真理不可能被看作是论辩过程的结果，即使是在理想的言谈情境中See J. Habermas， Truth and Justification， trans. B. Fultn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esp. pp. 266-75. see M. Cooke， “Realizing the Post?Conventional Self”，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20， nos. 1-2 (1994)： 87-101.。换句话说，如哈贝马斯所言，伦理有效性必须被看作是一种论辩语言实践中的先验性。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先验于每一种人类实践？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对此我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对我来说，如果批判理论想发展成为具有强大批判力的内在批判模式，同时它又能捕捉到历史、环境和主体经验的敏感性，批判理论就必须关注上述问题。

让我以提醒你们下述事实作个总结：如同阿里桑德罗·费拉拉，我倡导一种内在的、超语境的批判模式。首先，我建议的这种批判模式是内在的，即它来源于实际的主体经验，来自真实历史世界中个体的和集体的经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始终保持着活力的经验。此外，它是内在的还在于，它承认自身的历史性，即它不仅是历史的，而且它是由实际历史情境中的具体人来阐述，他们的论述是经过语言，也因此经过历史调节过的。它的超越维度包含着超越主体部分，即个体人类主体并不决定着他的价值信念的有效性，价值信念也不是由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深层的规范性直觉和期望所决定。相反，价值信念的有效性、集体价值信念的有效性，是在公共空间不断进行论辩与评判的过程结果。参与这个过程的人都被一种超语境意义上的真理诉求所激励。在这样一个公共论争过程中，为了充分解释什么是最重要的，就必须要有这种超语境的真理。这点在如下的情境下尤其明显，即关于人类繁荣发展的深层直觉和期望，及为此做出的社会安排，被现实世界的经验力量所撼动。

（责任编辑 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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