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在批判的批判理论：关于最好形式的争论(3)

在小说《朱莉或新爱洛伊丝》中，卢梭是最接近提供一种关于人类特性的内在而独特的规范性的作者，并指出如果对这种独特的规范性没有回应则必然会损害人的主体性。但也是在《社会契约论》中，立法者上交给主权人民的同意原则并不是同等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这些原则与人们自身的自我表述（self?representation）紧密相关。两个世纪之后，即1980年，这种源自人们自我表述的“独特的规范性”观点又强劲地再现在罗尔斯对“公平正义”的正当性解释中。“公平正义不是由于其对先前秩序为真而给予我们，而是由于它契合以下因素：我们对自身的深切理解；我们所渴望的东西；考虑到我们公共生活中的历史、传统及我们如何实现的问题。这些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合理的信条。”John Rawls， “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0， 88， 519.

这范例的规范性，是“自己的法律”，是由于自我一致性而形成的“自己的法”，是其本应独特所是的样子，不能被还原到只是一致性。范例的规范性是唯一的一种内在规范性。其允许“内在超越”，从而真正实现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范例的规范性还没有将批判对象的独特性（或非同一性）缩减到与其不同的规范性的储存库和复制品中。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严肃地认识到，在探究批判的本质时，这种新的困境既不是来自法兰克福，也不是源自法兰克福所惯常的思想发展线路。但如果批判理论将自己看作是自我理解的一种可能形式，那么它在其他批判事业中的独特性就能沿着一种总体的、独特的和激进自我反思的线路中被挽救出来。

与康德、卢梭、齐美尔和其他自我建构型的当代理论家不同，批判理论将成为唯一能对范例规范性的批判潜能进行反思的哲学观，而不是像上述作者一样，仅简单地预设它。

最后，批判理论将具有一种激进、但又不简单的反思性：根据这种范例主义转向，采纳这种方式来理解批判的基础，其正当性在于它反思性地与我们这些第三代和第四代的批判理论家具有先进的一致性，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哈贝马斯式的超语境内在批判的有限性之后。

二、梅乌·库克

社会批判理论家从为个体人类的繁荣发展设置障碍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安排，并以克服这些障碍为目标。因此，明确哪些阻碍了人类发展，并解释其理由，显然是批判理论的主要关注点。然而重要的是，他们诊断和解释的动机是为了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根据我的解释，这就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总是赋有一种批判视角，这个批判视角至少含蓄地关联到一些关于“好社会”的想象性主张。在“好社会”中，那些确定的、阻碍人类发展的困难将得到克服。那么，这些指导性的想象性观点的地位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将区分出四个宽泛的回答：我把它们称为“约定论”、“权威主义”、“激进语境主义”和“超语境主义”。在这四者中，我认为只有激进语境主义和超语境主义的立场符合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自我理解和关注。二者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一致性在于，他们都承诺了一套以“情境合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概念为特征的规范性主张。情境合理性概念表达了一种反权威主义的冲动，它是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发展结果，而现代性在社会政治理论中影响了真理和正当性的概念化过程。

情境合理性有两个维度：认识论和伦理学。在认识论这个维度，有个规范性假定，即认为人类知识是有时间性的、主观的和部分的。人类理解事物的方式或这些事物本来应该如何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有限人类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影响。所有在超语境的意义上考察现实或正当性的方式，都会受到历史、语境和具体的主观性的调节。在伦理学这个维度，我们发现一种价值层面的假定，即人类自治机构要符合道德标准的发展。伦理自治奠基于以下假定，即人类自由的重要衡量标准在于，在我们自己的理性基础上，去寻求和追寻我们的“善”。由这个假定所指导的社会批判理论，将讨论中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居民的深层规范性直觉和期望看得非常重要。然而，这些规范性直觉和期望的状况不同，社会批判理论也存在差异。采纳激进语境主义立场的理论否认自身有任何超越社会文化语境的合理性和目的，后者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相反，采纳超语境主义立场的理论则赋予自身一种普遍合理性，认为它们在原则上对好理由基础上的质询保持一种开放的立场。对于激进语境主义理论而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对由于文化冲突而显现的伦理观念进行批判性质询？它们也缺乏一些概念性资源来理性地评估他们自身关于好社会的指导性观念，和与之相对的那些冲突性观念。这些应归咎于早期的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与此相应，对于超语境主义立场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损害它们自身的反权威主义倾向的前提下，维持它们的普遍主义主张。

当我谈到情境合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时，阿里桑德罗讨论的是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cism），由此，他认为，我所称之为激进语境主义和超语境主义的立场都是内在批判的不同方式。虽然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术语上做出这样的区分，但我还是很高兴接受他的描述。他现在的关注波动于内在批判的超语境主义方式内。在这个普遍的批判方式中，确实有一些显著不同的形式。在这一方面，阿里桑德罗所言极是。这也不是我在自己的书中所深入研究的。我认为，他在这个方面的写作非常有助益。在超语境主义的内在批判中，他分出“认知-表象”形式，并将这个形式与康德、黑格尔和哈贝马斯关联起来，还有在范例一致性基础上的方式，这是他所倡导的形式。在当下的讨论中，我将把如何合理划分超语境主义内在批判领域的问题搁置一边，而集中于哪个形式是最好的问题。这里，我同意费拉拉的建议，认为批判理论具有激进的反思性、超语境主义的内在批判方式，并接受他的邀请，来反思他所主张的范例模式的规范性的批判潜能。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我的反思建议是，我们需要将范例的主观经验移到公共领域，以便对这些主观经验进行真理性主张的论争和评估。而且，我还将提出，为了这个目的，批判理论需要一个合适的伦理真理（ethical truth）概念。

我认为，一种激进的内在批判反思模式，其重要性不仅在于社会批判理论项目的内在理由。除此之外，它还代表了一项重要的反抗运动，反抗那些在当代政治社会理论中的主流趋向：反抗一种新现实主义，对采纳规范性视角的理论充满敌意，这种规范性视角已经超出当代现实真正的最小规范性期待（最小规范性期待，如我们应该努力避免暴行或者为合法性达到一个基本要求）。See， for exampl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 9， no. 4 (2010)， Special Issue on “Re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这种新现实主义有很多分支，被如此不同的作者所倡导，如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 Geuss）、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和伊恩·沙皮罗（Ian Sharpiro）等，他们都在拒绝用超语境主义方式来研究政治社会理论的方向上团结起来，而超语境主义方式却是我和费拉拉所倡导的。R. Geuss， 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R. Geuss， Politics and the Imagi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I. Shapiro， Justice against Domi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B. Williams，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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