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在批判的批判理论：关于最好形式的争论(4)

受限于目前的讨论，我不能详细阐述这种新现实主义的诸多有限性。我只指出其中两个方面。一个有限性是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中的批判理论家比较容易看到的。现实主义立场不可能考虑任何批判性反思模式，这种反思性模式力求揭露根深蒂固的信念体系的负面作用，换句话说，它不能允许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第二个有限性与我今天的讨论密切相关，尤其是对普遍的内在批判方法的讨论。我主张将范例性的主观经验移出到论争和评价的公共领域。新现实主义的第二个有限性在于对主观拥有的伦理信念和价值的正当性，持一种毫无疑问的态度。为了反对这个有限性，我要求有诸多的批判实践、相应的有关人类繁荣和社会政治秩序的概念。其中，主观拥有的伦理（和宗教）信念和价值，在原则上是对公共领域中主体间性的论辩开放的。我们可以将它称作我的外在化论点。这个论点的提出是由于我对当代社会政治理论趋向的发展有许多忧虑，而不仅仅来自现实主义流派。

一个忧虑关系到我认为是有害的倾向，即将主体的信仰和价值私有化。例如，非常明显的是，在对待宗教和伦理多样性的众多方式中，它们都力图去容纳吸收宗教和伦理的多样性，而不是从中学习什么。在主体这边，这样的私有化会导致对浸淫在当代社会政治秩序中的支配性价值观产生不满，并使个体空洞化（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根据美的灵魂所描述的）See M. Cooke “Beyond Dignity and Difference. Revisit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 8， no. 1 (2009)： 76-95.。在信念和价值自身这一边，这样的私有化可能会导致这些信念和价值观逃离了有力的批判性审查，并最终丧失了个体和社会学习的潜能，而这些潜能不仅是个体，而且是所有公民都关注的M. Cooke， “A Secular State for a Postsecular Society？ Postmetaphysic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Place of Religion”， Constellations， vol. 14， no. 2 (2007)： 224-238. 。

第二个忧虑我把它看作是关于伦理观念的理论非反思性和盲目性倾向。伦理观念会明确或含蓄地指导着规范性的社会政治理论观念，如正义、自由、幸福等等。在这方面，我看到一种反对的需要，即反对我称之为理论想象固化。所谓“固化”，我是指规范性理论固化为一种理论结构，它就对外在于它的相关伦理观念置之不理。当一个理论缺乏开放性，对那些能挑战其自身根本的伦理信念和责任的伦理观念缺乏一种开放性的话，那么这个理论就固化了（例如，对那些指出自己的正义自由观有问题的正义自由观缺乏一种开放性）。我坚信批判理论必须探索出避免理论固化的方法。打个比方，正如列奥纳德·科亨（Leaonard Cohen）L. Cohen， “There is a crack， a crack in everything/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Anthem”， The Future (1992)). 所言，我认为批判理论总是处于一种固化为理论堡垒的危险。在这个理论堡垒中，启蒙的唯一源泉来自内部。因此，一个适当的内在批判观念必须认真考虑到理论堡垒中裂隙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裂隙来自外部。我们需要外部的光以照明理论自身的伦理信念和责任，去批判性地质询它们，并一定会用一种崭新而更加令人信服的方式重新想象这些伦理信念和责任。显然，费拉拉采用的“激进的方法论反思”与我避免理论固化的初衷是一样的。关于理论，我所强调的这些方面也同样适用于主体所拥有的伦理信念和价值。在这里，我还想强调自我反思性和接受新方式来思考正义、自由、幸福等的重要性，换句话说，避免理论固化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如此，避免伦理和理论想象固化的关键之处在于超语境的正当性概念（伦理真理）。我将在一会儿回到这个问题上。

我已经简单地评论了我所看到的新现实主义的第二个有限性，以及当代一般社会政治理论中令人担忧的各种倾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内在批判概念——适合于今日批判的理论化——做准备。重复言之，这种有限性表现在对待主体信念和价值正当性的无可怀疑的态度、使这些信念和价值变得私有化、创造了有助于理论和伦理想象固化的条件。让我们回到我自己的建议上吧。

像费拉拉一样，我倡导一种超语境的内在批判模式。此外，正如我对固化的评论，使得我也倡导一种激进反思性模式：反思自身的正当性基础，并接纳那些挑战其指导性伦理信念和责任的观念。而且，同费拉拉一样，我也力图避免一种“虚假的内在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超语境的普遍性就抹杀了内在性，因为它没有给激励社会政治批判的人类经验的独特性留有空间。我同意他的担忧，即哈贝马斯的方式将主体变为一种仅仅用来接受超主体性规范性原则的容器。更为一般的来说，我赞同他的努力，即发展一种奠基于真正内在规范性上的批判理论，这种规范性不仅来自现实世界某一具体个体的实际经验，而且由于个体和集体的那种经验的独特性，使得这种经验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我支持他为将我们的思考扩大到这类事情上所作的努力，即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含有范例有效性判断的独特的规范性模式中。正如他所阐述的，在这种范例有效性的规范性模式中，我们体验到，整体当其拥有普遍性时而具有的独特一致性，某种意义上也是从每个人观点出发的“独特应然”。

然而，我有两点不同于费拉拉。第一，我认为他对内在批判的描述过于严格。他表明内在批判的展开必须让对象“超越自身”，并把它变成具有超越原初语境的意义投射物，以便让它具有一种普遍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内在批判模式，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一种。我提议一种更为宽泛的内在批判观，即允许一种多元的主体性伦理经验。对于这些经验，经验主体可以附上其认知意义（我是说他们可以以一种与伦理真理相关的方式来体验）。我认为，所有这样的经验不都是范例有效性的经验。一个不容易根据范例有效性来描述的主体性经验例子是，读一个卡夫卡故事的读者体验。通过阅读故事，这个读者的正义观并没有在伦理学上以认识论意义的方式来得到确定，而后者则对她理解什么是正义至关重要M. Cooke， “Truth in Narrative Fiction： Kafka， Adorno and Beyond”，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on?line version June 4 (2014)； DOI： 10.1177/0191453714536433. 。这样的例子不一定是来自于小说。我们许多人都在生活中具有这样的经验，即这些经验从伦理上讲其认识是处于混乱的。这就促使我们要别样地思考关于正义、自由或人类尊严等伦理观念。我不知道这样的经验如何能适用到费拉拉的范例有效性范畴中。然而，这些经验也扎根于独特的人类经验中，也确实主观地拥有超越经验自身的规范性。简而言之，我想扩大费拉拉的理论架构，以包含多种多样的独特的主体经验，伦理上的认识论意义必须被归咎到这独特的主体经验中，尤其是在诸多经验中，那些在认识论上待定的、也是消极的痛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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