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A.费拉拉[爱尔兰]M.库克∕著贺翠香∕译
作者简介:[意]A.费拉拉: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是意大利政治哲学学会的前任主席、布拉格“哲学与社会科学”大会的重要组织者之一、社会批判理论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主要围绕着批判理论的规范有效性展开。
[爱尔兰]M.库克: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是布拉格“哲学与社会科学”大会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她的研究领域是社会批判理论(尤其 是关于哈贝马斯的)、哲学与政治、法律、宗教等。
译者简介:贺翠香,(北京 10073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①See David Rasmussen, Handbook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Blackwell, 1999),p.11.
【摘要】
作为布拉格“哲学与社会科学”大会的两位重要组织者和社会批判理论家,A.费拉拉与M.库克围绕着批判理论的“内在批判”特性及哪种内在批判形式更好的问题,展开争论。虽然二者都主张一种超语境的内在批判立场,但费拉拉认为,只有范例规范性才是超语境内在批判的真正基础;而库克却认为,即使是范例的规范性,也需要将这种主体性经验移到公共领域,在认识论上进行主体间性上的论辩和说明,以保持批判理论规范性基础的正当性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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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在批判;超语境;范例有效性;伦理真理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5-0001-08
一、阿里桑德罗·费拉拉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既不缺乏值得批判的事物,也不是提供不出批判的视角,那为什么我们会再次对批判理论感到困惑:如批判理论“几代”的漫长过程、“批判的根基”、批判理论的独特性,批判理论是否已堕化为“左派罗尔斯主义”?“左派罗尔斯主义”存在着问题,但批判理论如何能完好地从中得到拯救?理解今日批判理论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我们脑海中的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是批判理论家才得以产生的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以来深受某些文本及与作为批判理论者的老师在一起的教育经历的影响,或者这些问题也与圈外的那些人有关系?
(一)批判理论所不是
批判理论“不是什么”比较好说。让我们首先澄清三个容易排除的选项。首先,我们都倾向于拒绝这样的观念,即批判理论只是一个专名。它被用作简略的表达方式,特指导师和其学生的学院传统——这条主线开始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成立的法兰克福研究所,引导我们一直到2014年的布拉格。换句话说,人们再次谈到批判理论就是指约定俗成的对以下内容的缩写:指三、四代人的学术传承系列,这个学术传承在法拉克福奠基,现在扩展到如在这个大会上所呈现的、超出17-18个国家的代表。我把这种观点看作是“中断谈话论(conversation stopper)”。如果持有这种观点,那就将没有什么可说的,更别提关于批判理论的哲学争论。我们只能谈论那些跨越这个时间段、又将自己等同于批判批论者的学术成果之间的内在关系,或者争论一些外部关系,如批判理论家和其他学派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自由-民主的宪政主义、解释学的关系,等等。
①
第二,我们不愿意将批判理论还原为仅仅是对某物的批判,以外在于此物的其他东西为名来批判。例如,天主教对新教教义和现代生活形式的批判;新教对天主教教义和它前现代的传统主义的批判;穆斯林对西方生活形式的谴责;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自由论者对福利国家自由主义的批判,等等。
第三,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我想没人准备将批判理论还原到一种抽象的哲学研究,即去考察“有效批判的可能性条件”。因为“有效或辨明的批判”将成为真理的变身。如此,我们就要对真理本质进行认识论的、逻辑的探寻。
于是,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批判理论作为批判,其最独特的特征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带有自传式的兴趣。我已将职业生涯中的30多年奉献在批判理论上。我曾经见证在哈贝马斯一颗独星的带领下,第二代批判理论家聚集起来,接着是更为多样的第三代人的成长,我有幸属于这一代人。现在第四代人正蓬勃发展,这个会场就有如此广泛的这类代表See James Gordon Finlayson, “Political moral, and critical theory. On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Brian Leiter and Michael Rosen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26-70. 。
(二)批判理论:不只是“内部的”的内在批判
在摒弃上述三个选项之后,我们就剩下作为“批判理论”具体领域的“内部批判(internal criticism)”和“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cism)”Theodor W. Adorno, Hegel: Three Studies,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146. 。这两个术语都预设我们的批判在被批判的事物中有个概念上的立足处,但二者还是不同。内部批判包含对某些教义、信仰体系、伦理概念或文化的批判。它立足于对内在部分的批判。这种实践当然不是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发明的。苏格拉底对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亚里士多德从“普遍接受的观点(endox)”中推出辩证法,或他批判柏拉图的善的观念;洛克解构菲尔麦(Filmer)的君权神授思想;黑格尔揭露绝对命令的形式的虚假性;韦伯声称宗教文化的理性化是一切;罗尔斯谈论公共理性而非实践理性的功能等,都是这种实践。
相反,内在批判的要求更为苛刻。它超越了少数不一致或对立的观念,致力于批评对象的最佳展开或健康成长,使那些潜在的事物浮出水面,而这些潜在的力量之所以不能显现,在于其“意义结构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如此,内在批判某种意义上施行的是“从内部实现超越”See Habermas “Transcendence from within, transcendence in this world”, in Eduardo Mendieta (ed.), The Frankfurt School on Relig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303-25. ,亦即它使对象超越自身,超越它现在的状态,将它转变为超出其原初语境意义的某物,从而体现为一种正义、自由和人类尊严。
(三)两种内在批判
问题是内在批判也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形式。第一个形式用梅乌·库克的话说就是“激进语境主义(radical contextualism)”。这个形式的内在批判不是用来指导某一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下居民的生活,也不是在“仅当他们尽力成为自己的条件下,才引领他们生活”。激进语境主义主张“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之外,没有一个有利的点来充当评价居民观念正当性的基础”。Libd. 第二个形式是“超语境批判(context?transcending)”,相反,“这种批判诉求于这样的规范性概念,即它直接内在于所讨论的社会文化语境,并超越这个语境”。Lib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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