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5)

(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真正同时超越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给独立的“经济学”和“哲学”留下任何余地。对马克思来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 而这一“抽象力”，就是实证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从具体到抽象”，即“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之路。这是古典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所采取的“经验化”道路。如古典经济学家总是从人口、民族、国家等所谓“生动的整体”开始，但最后他们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分工、货币、价值等“抽象的一般关系”，进而上升和形成各种经济学体系，只不过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些历史性的范畴和体系普遍化、永恒化了。第二条是“从抽象到具体”，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之路。这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先验化”道路。这条道路“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而黑格尔却把它当成了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此黑格尔陷入了幻觉之中。第三条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返回到具体”之路。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化”道路。在马克思这里，具体通过更切近的规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它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最后又回到表象中的具体，但这回表象中的具体“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具体的总体了。为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42页。 由此可见，前两条道路是分别把“具体”和“抽象”割裂并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之路，而第三条道路才是真正把“具体”和“抽象”统一起来的辩证法之路。这一辩证法之路的实质就是：“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1－22页。 这才是真正的具体与抽象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和解。对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公开承认：“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同上，第20页。 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超越就在于：虽然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马克思并未彻底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充分肯定这决没有妨碍黑格尔第一个有意识地、全面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要做的，就是在最充分地占有材料，然后分析、探寻这些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和内在联系，并适当地叙述出这些联系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上，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语）。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实证性”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性”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有机结合。马克思打通了黑格尔没能打通的古典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内在通道，弥补了古典经济学缺失辩证法这一环，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转换成了对资产阶级制度及其历史发展的现实批判，而这也就是马克思作为“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的“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就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和超越所致。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确实是“一个变成经济学家的黑格尔，一个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李嘉图”（拉萨尔语）。但马克思最终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李嘉图”，马克思就是“马克思”（大写的）。

（责任编辑 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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