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这双重变革的同时代人，黑格尔既承认拿破仑在马背上实现了他的“世界精神”，也在哲学上认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资本立场”：“正如亚当·斯密一样，黑格尔接受了资本的有利方面，并极其敏锐地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则融合到他自身的专横的哲学概念中。”［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在黑格尔这里，他把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结合起来了。黑格尔试图让历史的动力在资本的永恒化展示的关节点上武断地终结，即黑格尔首先把历史作为一种无情的客观运动来把握，这种运动自身具有不会被幻想的主观设计和相应的唯意志干预所驯服的强制逻辑。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强制根源于每个人对全体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现在将自身向每个人展示为普遍而持久的“资本”（财富）［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10页。译文参照了［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郑一明等译，第32页。 。在此，对黑格尔来说必须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完全呈现于按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的有利方面所设想的哲学之中。在黑格尔这里，资本与理性“联姻”和“结盟”了，“理性的狡计”变成了“资本的狡计”，资本甚至取代理性成了统治现实的普遍永恒的“符咒”。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败坏黑格尔哲学的不仅仅是它的“泛理性主义”，而在于他持有“政治经济学立场”的事实，“这意味着对作为社会新陈代谢控制的资本抱一种总的无批判的态度”［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郑一明等译，第53页。 。所以说，正是黑格尔从哲学上论证了资本作为人类历史及其可能制度的绝对的、不可超越的地平线和顶点。黑格尔为资本穿上了“形而上学的外衣”，他的绝对哲学有幸拒绝了“具体商品拜物教”，却不幸保留了“抽象资本拜物教”。这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不得不与黑格尔分手之处：因为马克思把资本视为一种动态的历史运动，而不像黑格尔那样视其为历史过程中一种难以改变的终极；即使这种运动有其显著的和难以抗拒的全球性扩张逻辑，也应该是暂时的。“马克思恰恰是估计到资本自我扩张的无限制驱动的毁灭性意义的第一人。”同上，第24页。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显现”
虽然黑格尔没有达及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批判水平，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作为最高和最终的“统治原则”成为抽象和支配力量，却是他要肯定的东西。“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那样，黑格尔是以他当时形成的关于私有制的永恒性的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观念为出发点的。”［苏］伊·奥伊泽尔曼主编：《十四——十八世纪辩证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所以，黑格尔的哲学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是这些抽象范畴却可以在现实中通过商品和价值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在马尔库塞看来，黑格尔是第一个把握自由市场经济无政府特征的德国思想家，因为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展现了其哲学概念之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黑格尔以最抽象的哲学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经济状况。但是，由于黑格尔始终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由此导致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7页。 。这其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二律背反”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的集中显现。可见，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如此紧密相关，以至于它最终没能逃出资本市场所产生的引力和矛盾。
在黑格尔这里，虽然他比其他古典哲学家更关注经济现实，但由于其真正关注的“中心”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逻辑学，所以他只视“绝对精神”高于一切，而看不到“资本主义地平线”以外的东西，以致于认为一切存在物，经过思维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世界上的事物只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马克思语），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逻辑范畴之中。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他只是为世界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黑格尔不能以现实的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只能发展“实体变主体”的哲学空想。所以，黑格尔的哲学“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了贵族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由此可见，黑格尔还“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恩格斯语），他的哲学本质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显现”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念表达”。这也正是马克思曾批判过的黑格尔哲学作为“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三、批判的实证主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这里，“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他关注的一对孪生主题。在此意义上，英国学者伯尔基甚至称马克思思想起源的两个最重要方面，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斯密的《国富论》。实际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就奠立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双重”批判和超越之上。
(一)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
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关系，马克思曾公开承认：“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页。 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的一个必然结果：“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页。 不过，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中充实了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44页。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论实际上成了经济学”（罗素语）。而马克思的这一“经济学”，是充分借用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俄］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就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批判和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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