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4)

正是有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开辟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视域。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恩格斯特别强调：“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既不是具体的物，也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物与物背后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作为衡量这一交换价值尺度的劳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然关系。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8页注（31）。 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把“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区分开。而“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区分，作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语），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革命的伟大贡献。

马克思批评：当经济学家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了最终的东西，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却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而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83页。 。所以，正是马克思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而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他创新了“劳动力”的概念，并表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差额是可以测量的，从而把利润与剩余价值联系起来，才“最终把资本主义的秘密追踪到它剥削劳动的诡诈的方式”［英］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汪澄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对此，阿尔都塞也认为马克思“在李嘉图使用利润这个名词的地方使用了剩余价值，在李嘉图使用收入分配这个词的地方使用了生产关系”［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94—195页。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改造成了“剩余价值论”。实际上，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和学术术语的差异，而在于阶级立场的根本不同：古典经济学家们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着眼于谋求既同地主又同雇佣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的福利；相反，马克思始终代表雇佣劳动者的利益。所以，与其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宗旨是为了揭示支配经济行为和经济真相的本质规律，不如说是为了提高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缺失在自我否定式的自我发展中实现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辩证法原则”，而马克思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其与取自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性辩证法结合了起来。由此，马克思才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恩格斯语），才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批判和超越，最终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列宁语）。

(二)超越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革命，不仅仅是批判和超越了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批判和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上，列宁曾深刻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俄］列宁：《哲学笔记》，第151页。 应该说，列宁的这个论断决非夸大其词，但并不全面。虽然早在马克思准备《资本论》的草稿时，就写信告诉恩格斯：“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1页。 在《资本论》正式出版后，马克思又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页。 由此可见，黑格尔的《逻辑学》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材料加工的方法”和“表达方式”方面。但这一点并不否认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范畴，并且以“感性化的方式”把它们一直坚持运用到《资本论》中；也不否认作为一种基本“结构模式”，黑格尔无所不包的“辩证法”被马克思用于历史演变理论和社会矛盾理论，并且它也部分充当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逻辑语言”［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在此基础上，我们依然认可若没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就没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为马克思提供“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不仅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包括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不是体现在《逻辑学》中，而是体现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中。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转向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认：《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后来又强调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问题，在最初转向经济学研究时专门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关于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精神，黑格尔的传记作者罗森克朗茨有着深刻的指认：“黑格尔以贵族的激情用大量有趣的事例反对了斯图亚特的重商主义，力图在竞争制度以及劳动和交换的机制中拯救人的灵魂。”转引自［德］费切尔：《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载《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补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8页。 虽然黑格尔最终没能拯救人类，最多只能算是实现了精神的“自我救赎”，但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他的这一“通过劳动拯救人”的理念深深激励和启发了马克思：正是黑格尔所向披靡、无所不能的“绝对精神”，经马克思改造为现实的“人类劳动”，为马克思提供了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并为其学说提供了强大的超越动力和革命自信心。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继承黑格尔的方法而不要他的精神，而是把两者都一起改造了。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仍有一种对于最终目标——人的自由解放的展望，即马克思所说的过去时代的结束和真正历史的开始：它一举结束了个人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劳动中的自我对象化与劳动产品和人的类本质之间异化的二元对立。对黑格尔来说，他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世界”——实现理性与现实在观念中的和解，所以他对市民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和对立关系的解决始终停留在思维范围内；马克思则与之不同，他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世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以他紧紧抓住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并把这些关系理解为资本在形成自身发展形态的现实历史过程之中。对马克思来说，“概念”最终是在现实社会各对立关系的统一中才成为现实的。马克思恰恰是从概念所属的政治经济学视域出发来解读这些概念，使它们真正具有了具体性和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内容，从而使其“哲学”高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范畴，而黑格尔的经济和社会范畴都是哲学概念。”［美］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第223页 为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只是对其“逻辑学”的补充，而这一补充只不过是对“绝对精神”本身发展的某种“附加的东西”。针对黑格尔哲学面向现实时所表现的保守性，马克思后来无情地揭露并摧毁了他称之为黑格尔理论之“中世纪精神”的东西。因此，单凭“逻辑学”，黑格尔依然无法真正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英语论文黑格尔、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4)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