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白刚

作者简介：白刚，哲学博士，（长春130012）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7页。

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注（32）。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7页。

④［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6页。

【摘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作了实证性研究，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本质上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密切的理论关系。只不过由于黑格尔哲学视理性为最高的存在，虽然他的哲学从古典经济学中汲取了劳动、资本等经济学营养，但他的经济学也只是他逻辑学的补充和同谋，本质上仍是“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既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批判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从而实现了“经济学-哲学”的双重革命，本质上是“批判的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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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5-0009-08

通常，我们只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来源，却相对忽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实际上，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真正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而马克思正是借助黑格尔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黑格尔哲学，最终实现了“经济学-哲学”的双重革命。

一、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结束于19世纪初，它的发展历程，从威廉·配第开始，经亚当·斯密推进，到大卫·李嘉图完成。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肯定方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

①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

②

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交换关系转向生产关系，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进步和贡献。但由于阶级立场和历史发展的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自然的和永恒的超历史存在，因而不能“从否定方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

③。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缺陷，马克思深刻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④

但对这一界限，古典政治经济学自身既无自觉意识，更无法自我突破，而最终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并超越。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是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理论演进的代表人物。他强调“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转引自［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6页。 ，并肯定地声明“等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的“通用尺度”。这实际上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和雏形。然而，由于配第过分局限于流通领域，而且当时工人阶级的条件尚未得到发展，因此他始终对使用这一通用尺度的可行方式心存怀疑。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亚当·斯密被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他的《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里明确批判重商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在这里，斯密的目光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他认识到“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6—27页。 。斯密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斯密通过不懈地寻求生产领域中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努力查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实际关系，探求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的影响，从而展现出了自己的天赋。但斯密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为什么和在什么条件下必须表现为商品，以及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表现为价值等这些根本问题。所以，在价值的决定上，斯密仍然“是踌躇莫定的”［德］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10页。 。大卫·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和最典型的代表，“劳动价值论”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高原理。李嘉图强调，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而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7页。 因此，李嘉图最重要的理论洞见，就在于他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以及由此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释，还原为一条可以包罗万象的经济规律——劳动价值论。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他已认识到在生产过程中，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通过转移和直接生产耗费的劳动一起决定商品的价值。在这里，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的区分，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可惜，李嘉图终究没能迈出走向真理的这一小步。“李嘉图对于创造交换价值或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姿容，它的特殊的决定性，即劳动的性质，没有去研究。”［德］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5页。 因此，李嘉图没能明确提出劳动二重性的概念，更不可能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所以他也就看不到和无法解释劳动对资本由“形式上的从属”到“实际上的从属”的转变，更无法区分“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和“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这些问题，最终是由马克思“修正版”的“劳动价值论”解决的：“劳动价值论的主旨，是挖掘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层结构，使我们能够了解劳动时间的花费轨迹，并发现那些使得工人阶级的未付酬劳动或剩余价值能够被剥夺以及剥夺多少的各种制度安排。”［美］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42页。 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没能走向“剩余价值论”，反而走向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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