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6)

然而，光有这样的政治架构，道不足行于天下。三代圣君贤相承续道统；汉武帝复古更化之后，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同承续道统。此一历史经验显示，道统之承续有两个条件：首先有道之学，以阐明大道，灌注于整个知识体系中；其次，以道学养成士君子，在政府、社会中担当治理之任。宪法制度需以这两者为数轴，才能有效运转。

中山先生以后的国民党，及其所驱动之政府，却始终没有解决道学维系与士君子养成这两大问题。历史的变化反而是反向的：蔡元培废止学校读经和大学经科，由此导致中国之道学传统断裂，现代中国教育体系丧失文化传承与士君子养成之功能。

由于匮乏维系道统之两要件，考试院在现实运作中并无多大功用，因为社会上根本没有新式士人，只有接受了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考试院沦为公务员管理机构。而考试院实为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之枢纽，考试院孱弱，国家运作必定倒向三权分立。故中山先生苦心孤诣设计之五权宪法，在现实中乃蜕化为三权分立宪制。而一旦堕入此一政制框架，五权宪法就特别容易被视为三权宪法之劣质版本。持有这种看法的宪法学家和立法者很多，故四十年代中期立宪，与台湾解禁之后的历次宪法修订，日益偏离中山先生初衷，从五权宪法潜移向三权分立制度。

检讨这段历史，中山先生宪法设计运作失灵的另一症结是，中山先生的继承者没有处理好主义、党与秩序重建的关系。中山先生毕生以主义相号召，然而，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道统自觉以后的三民主义是相当独特的：它自觉地接续中国之道，在一个去中国化的时代，让其信徒回归于中国固有之道。这就决定了，三民主义作为一套现代意识形态，内在具有过渡性质，亦即，它只是摆渡之舟，让政治上迷失于种种外来意识形态的中国人，由它回到中国之道。三民主义实有自我取消之倾向，治国者当依其指示，回到道本身，最终淡化三民主义，重建中国之学，重新养成士人，重建考试制度等等，这就是三民主义指示的复于道之路标。国民党却执着于三民主义本身，这就自我放弃了完全回归于中国治道的责任，也就未能按三民主义指示的方向前行，复古更化，创造一套由学到政的中国式社会治理模式。

中山先生宪法设计在历史中不甚成功的教训提醒今人，仅从宪法制度角度思考道统承续是不够的。当然，如同康有为、张之洞那样，仅从学、教的角度思考，同样不够。道是整全的，需要广泛而多样的承载者。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学人与士君子是同样重要的。以整全视野完整思考，才能做到学、政一体，以士君子为中心，生成中国式社会治理模式。

那么，今天有没有可能拯救中山先生之宏愿？这取决于人们是否具有这样的意愿。而此意愿之有无，取决于人们是否如中山先生那样具有道统自觉；能否有此自觉，进一步取决于人们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四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实践，对于构造今日优良宪制，究竟有无意义？或者更宽泛地说：中国文明对于今日中国人构造美好生活秩序，究竟有无意义？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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