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3)

上引孙中山之话语，直追圣王的道体之统。这构成本文讨论的主题：中山先生之道统自觉。仅从儒学角度讨论中山晚年思想是远远不够的。须超越儒学，回溯至德、位合一的圣王之道统，以探究中山晚年心曲。

革命前与民国建国时期的中山，确实并不排斥儒家之学，也确实广泛运用儒家观念，用以阐释自己的革命思想，如援引古典革命理念，以为自己革命之理据。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也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但是，一零年代末之前的中山先生，并无整全的道统自觉。据此可理解中山先生在民国创建过程中之种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中山先生长期坚持，但其宪制基本照搬自美国，不见中国元素。以中山先生晚年构想之五权宪法与之相比，两者完全不同。由此可见，中山先生思想到晚年有一巨变，亦即，从一般地援引儒学资源到道统自觉。

中山先生何以会有道统自觉？可轻易辨析出若干一般环境因素：

首先，民国建立过程之崎岖，个人保卫民国所遭受之连串失败，迫使中山先生反思自己的革命纲领和策略。由此而有“保守化”转向，从激进革命立场转回，接续中国文明脉络。

其次，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之激进倾向，对晚年中山先生有所刺激。中山先生长年生活于海外，对西方思想、制度、社会、文化有深入理解，全盘西化是他断然不能接受的。而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日益激进的文化立场，让中山先生心怀忧惧，《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对当时所谓“新青年”之激进文化立场，持严厉批评态度 。

最令他担心的还是新兴知识分子之心态。中山先生多次提及王宠惠最初接受自己的五权宪法、而在留学美国接受博士教育后反而否定的例子，以说明断章取义的西方之学是如何遮蔽新兴知识分子之理智的 。在孙中山看来，照抄西方模式不可能为中国构建可行且良好的制度。而且，中国也没有理由照抄了。

再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后果，刺激中山先生深思西方文明之内在缺陷，而有中国意识之觉醒。在此之前，中山先生已意识到西方文明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财富分配不平等，而倡导民生主义。但此时，中山先生的思考主要在制度，后来他也发现欧美政治宪法制度之缺陷。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暴露出西方文明之根本缺陷，令中山先生在反观中国时，得以发现中国文明之伟大处。这方面的表述在《三民主义》演讲中随处可见，其中较为重要的看法是：西方为霸道，中国为王道。

由此，中山先生相信，中国人完全可以超越西方，走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建国之路。中山先生正是这样解释自己何以坚持五权宪法的：

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

中山先生相信：“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具体地说，就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在中山先生看来，这是中国的天命。中国人欲膺承天命，须创制立法，由此而有道统自觉。

与同时代人相比，中山最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正在此一道统自觉。此为中国文明之万幸，亦为中山超迈时人之处。以下对比孙中山与当时同样积极守护中国文化之人士的思想境界之别。

康有为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倡议设立孔教，进入民国后，康并自行设立孔教会，同时积极推动孔教成为国教。可见在康氏论述中，孔子始终是中心。早在《孔子改制考》等反经学的经学论述中，康有为就把孔子塑造为教主，康有为本人希望成为现代孔教之教主。他希望模仿西方，在现代中国建立一套孔子之教的教化机制，且只是一套教化机制。一直到民国成立后，这也是康有为关注的焦点。由此可见，康有为始终以儒家士人的身份思考、行动。

因为这一点，康有为始终缺乏政治主体意识，缺乏自我创制立法之抱负，而一直在寻找有可能制度化自己构想之王者：清末，他把希望寄托于光绪帝，成为坚定的保皇派；入民国，他把建立孔教为国教的希望寄托于每一个依靠实力上台的当权者，袁世凯乃至于张勋等。这让康有为在政治上不断出丑，孔教也因此反复蒙羞。

就在中山产生道统自觉之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遭受之破坏所刺激，不少贤达都在反思新文化运动之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情绪，重新认识中国文明之世界意义。尤其重要的是，以梁漱溟先生掀起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和张君劢先生作为论战一方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为标志，现代新儒学诞生，拓展出一个广阔的知识领域。

但是，上述这些贤达之思考、论说，基本集中于学与教层面，也即中国哲学之创造、儒学思想之创发、文化主体性之确立等，较少进入社会治理领域，没有在学、教与宪法、政治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惟独中山产生道统自觉，他注意到了道德、文化问题，但更有政之创制。

为什么是中山先生？也许是因为中山先生之独特身份：中山先生终究是自觉的革命家、自觉的建国者、自觉的立宪者。这是中山先生独特的身份，哪怕在野，中山也有坚定的自我肯认。这一点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的，不论是成长于传统秩序中的康有为、张之洞，还是发展现代新儒学的梁漱溟、熊十力。正是这一独一无二的身份和身份的自我肯定，让中山先生产生了道统意识。

道统不限于学统、教统，道统是整全的。除了学、教，道统还呈现于礼乐制度中，支配社会领导阶层的心智，塑造其行为模式。康有为以士人自居，故集中于孔教；中山先生的视野却更为开阔，故中山先生所述道统之传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在这里，重心在圣王：尧舜是创制立法者，禹是建国创制者，汤、武是革命、建国、创制者。中山先生的身份或者说身份自我认识，与汤、武相近，而大不同于孔子。

中山先生之行事，颇有类于上古圣王者：其一心投身革命，固不必论，中山先生明确地自比于汤武革命。中山先生作于1917—1919年的《建国方略》，更可见圣王之建国规模：《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发明“行易知难”之说，类似周文王之演《易》；《实业计划（物质建设）》构建一个宏大的国家物质建设计划，类似禹之平治水土；《民权初步（社会建设）》引入西人会议制度以形塑公共生活，类似周公之制礼作乐。如此完整、细致的建国构想，在现代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或许可以说，晚近中国一百多年，中山先生是真正的建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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