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4)

正因为有完整的革命、建国、创制意识，中山先生才能越过孔子，直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援引儒学资源之外，更明确标举道统。中山先生之抟聚中华民族之努力、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计划、五权宪法之政制设计以及其道德建设规划，只能统合于整全的道统，是儒学所无法完全涵摄的。或许其深度不足，但中山先生思想之广度远超现代史上所有思想和政治人物。

以主义承载道统

中山先生行事不同于当时诸贤者在于，在大转型时代，力倡“主义”，以三民主义承载道统。而以主义凝聚力量，诚为建国时期之有效工具。纵观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以“主义”指导政党、驱动革命、引领建国、立宪、创制，中山先生得风气之先。

康有为、张之洞等人是没有“主义”的，中山先生是革命者，而他们是保守主义者。他们触及到现代国家构建的所有问题，人心、政制、法律等，但其思考方式仍然是士人式的，现代元素被嵌入德、礼、政、刑的儒家秩序结构中，并各得其所，因而根本不需另外提出“主义”。他们期望中国社会实现一次平顺的转进。

然而，帝制终结，学统断裂，以致政统断裂，延续两千余年之整全的文化、社会、政治秩序彻底崩解，中国面临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秩序重建。这就需要一个能向国民展示希望之纲领，以凝聚、塑造秩序重建的主体，并鼓舞他们积极行动。秦汉以来的革命者都曾构建过这样的纲领，通常新兴宗教，在现代则只能借助“主义”。

面临同样的情势，北洋系军政实力派没有“主义”，因为他们不是革命者，甚至缺乏政治意识。梁启超评价李鸿章“不学有术” ，这一评价更适合袁世凯。梁启超也曾断定袁世凯不是政治家，对现代政治运作缺乏理解，“绝对的不肯信世界事物有所谓原理原则者”。北洋实力派痛切地认识到，当时新建立的政治秩序缺乏根基，难以运作。但限于知识匮乏，他们无从构建具有历史纵深感和道德感召力的“主义”，构想解决问题的整体方案，而只能从技术上修修补补。因此，他们没有能力塑造、凝聚文化政治主体，也就只能听任秩序继续崩塌。

当民国初年秩序真空之际，新兴的现代知识分子倒是热衷于引入西方各种主义，一时间，主义纷呈。不过，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引入他人之主义，而缺乏思考与转化能力。同时，现代知识分子基本处于社会结构边缘甚至之外，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生俱来之基本特征关，故其对各种主义，仅限于学理的玄想和茶杯中的辩论，而无力实践之。

中山先生在现代中国第一个创制了自己的主义——三民主义，且以此号召国民，建立践行三民主义之政治团体——强有力的主义型政党，以之作为革命、建国、创制之主体。

中山先生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甚早，中国同盟会就以此相号召。不过，此三民主义相当简略，其政策主张也多出自欧美：民族主义纯就国内政治秩序而言，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权主义只是建立普通意义上的共和制度，其宪制基本上是外来之三权分立；民生主义仅限于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再分配政策，以避免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依靠这一三民主义，中山先生率领革命党人推翻满清，并与其他各派合作，建立民国。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设定之宪制，只是美式宪制之简化版，虽然其中有中山先生不得已而迁就之因素 。

迭经护法之挫折，中山先生认识到，面对未完成之建国创制之事业，需重新建立在中国继续创制立法之政治主体，乃重构三民主义，重建中华革命党。及至后来，受苏俄革命启发，改组国民党，强化主义，以继续革命、立宪、开国事业。

中山先生晚年阐述三民主义，其格局已大不同于此前：不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抑或民生主义，其论说均在中西对比框架中展开，而五权宪法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凡此种种，正是道统自觉之体现。因为道统自觉，晚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具有了更宏阔的世界视野，也具有历史纵深感。

道统自觉之后的民族主义将中国置于中西文明会通与人类命运的框架中思考。中国确实面临危机，不能不求生存，不能不“抵抗强权”，这是“顺天行道”，故需要自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立足点是文明之自我肯定，自强的方法是自我更新、提升，亦即保守既有的好东西，学习自己所缺乏的。“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中山先生是开放的，这一点一以贯之；但道统自觉后的中山先生在开放的同时，更为重视另一维度：保存或恢复中国文明自身。

这一点让始终坚持革命的中山先生，毫无激进主义倾向。笔者在其他地方分析过孙中山处理宗族与“国民国家（nation-state）构建”间关系的智慧 ，中山先生相信，面临国民国家构建任务的中国，完全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中山先生也指出，中国需发扬光大自身固有的道德，恢复固有的智力和能力，也需坚守中国固有的社会治理之道。就后一点而言，中山先生特别重视《大学》八目：

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

中山先生认识到《大学》治理之道的高明之处。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山先生没有从这一中国特有的政治哲学发展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但在新民权主义中，中国之道已有清晰呈现。

道统自觉之后的民权主义立足于有关中国文明独特性的两个判断：中国圣贤早有民权思想，中国人向来是自由的。故革命目的不是争自由、争平等，而在于争民权，亦即，让国民能够普遍参与治理，从而造成国族之坚固团体。

为此，需作权、能之两分：政权在民，此即体现民权，具体制度形态是国民大会；治权在政府，具体形态就是五院制安排。此一双层设计颇得《礼运篇》“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大义：天下为公在现代宪政制度中落实为国民大会；具体治理事务则由贤能承担，类似于传统社会的儒家士大夫。

既然如此，考试院就是至关重要的。中山先生高度肯定儒家中国之考试制度，在叶夏声据中山先生之意所拟宪法草案 中，考试院居五院之首。中山先生设想的考试制度是全覆盖的，覆盖政务官，而不止是事务官。正是这一制度让中山先生构想的政府，具有士人政府的某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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