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5)

既然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当同样强有力的监察院就是必要的，它可以制衡其他四权 。

至关重要的是，在此宪制设计中，人民与政府之间不是对立的。这一点大不同于西方，而具有浓厚的中国品质。西方宪法设计总隐含着对政府或者说国家权力的不信任，故制度设计重点放在防范其滥用权力。然而，中山先生的宪法设计却旨在构造“强有力的政府”，“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 。确保这一点的制度安排是：国民大会代表民权，国民行使特定权力。五院在其指引下，承担治理功能。由此，人民常态地内在于权力结构中，而非外在于与政府之两相对峙中。

冠以国民大会、嵌入考试权、监察权之后的五权宪法，可谓从中国自身治道生长出来的宪法。固然，中山先生设计此一宪法，受启发于欧美三权分立制衡制度，但其中隐含的政治大义，并非西方的，而是中国的。如钱穆先生所总结者，国民通过考试制度而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直接民权”，由此形成政治上的“政民一体”，而有积极有为的政府。

在构想、解说这些民权思想时，中山先生深入阐明宪法设计须在中国文明脉络中进行之大义：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房屋，都可以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虽然管理人类之政治法律条理，也是一种无形的机器，所以我们称行政组织为机关。但是有形的机器是本于物理而成的，而无形的机器之政治是本于心理而成的……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

值得注意的是，愈到晚年，中山先生愈加坚持自己构想之五权宪法方案，这恐怕正缘于其日益强烈的道统之自觉。从根本上说，道绝不止是学，道须落实为社会治理制度，尤其是宪法制度，又可做到道行天下。着力于通过创制立法、构造中国文明之道上的宪法结构，正是中山先生晚年见识超迈康有为，也凌越现代新儒学之处。

民生主义最初受启发于欧美之社会主义思潮，但在道统自觉之后，中山先生再三强调，民生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这两种源起于欧美之主义，均以物质为重心，又在社会中划分阶级，主张阶级之间相互斗争；而民生主义以社会为重心，而主张互助。因此，民生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和平手段。中山先生进一步提出，对民生主义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生产：“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接下来，中山先生专门从工业组织等方面讨论生产问题。这样的民生主义已对接上大禹之“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与孔子的“富之”（《论语·子路》）之教。这样一个积极致力于“养民”的国家，与“政民一体”的治理之道是连贯的。

总之，中山先生晚年阐述三民主义，道统已涵濡其中，而构成其魂气。中山先生本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相传之道，与孔孟宋明儒之思想，设定三民主义之取向，构想中国之根本制度、政策。

这是一种独特的主义。现代世界各种主义，也即各种现代意识形态，如沃格林所说，多有“灵知主义”倾向 。它相信，各种意识形态构建者相信自己的理论是真理，透过这些真理，可终极性地解决所有问题，历史将被终结。中山先生批评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灵知主义。他们都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那就是从西方传入的观念和制度。只要全盘引入欧美制度，中国历史将会终结。在终结历史之真理、也即各种先进观念面前，在历史终结的前景面前，中国文明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只是需要通过斗争予以克服的障碍。因此，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着道德激情和历史使命感，展开对中国文化的大破坏。

中山先生私人信仰基督教，却没有丝毫现代“灵知主义”气息。中山先生固然倡导一种主义，却没有陷入灵知主义的陷阱。可以说，三民主义是反灵知主义的主义：中山先生旨在以三民主义发动新革命，建立新宪制；然而，这个新宪制却带有浓厚的旧风貌：这个新宪制穿越文明断裂期，接上刚刚被抛弃、余烬未息的中国治理模式。三民主义对于将要确定的宪制之正当性的论证，也是完全中国式的：文明的延续。三民主义驱动的革命不是让中国死而新生，而是让中国“恢复”——这个词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反复出现。三民主义内含的宪制之所以值得追求，不是因为其为绝对的善，而是因为其中的根本精神和重要制度，中国古已有之，今天以新的形态再现。在中山先生心中，通过三民主义革命，中国宪制将重回正道——而这，正是古典革命之基本性质。

中山先生因此而对中国文明有存亡绝续之功。民国初年各路精英们设计的宪法，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狂奔，中国文明已处中绝危机；而中山先生以中国之道灌注三民主义体系，这套三民主义体系让中国重新入道，中国之道得以在世间寻机构建其活的制度形态。

这样，三民主义就具有奇异性质：它从似乎正在通往终结的西方化的普遍历史中出走，自觉担当复兴中国文明之责任。中山先生本人有过一次出走，又有一次回归。这不是因为中山先生以为中国与西方不同，而是因为中山先生认为西方的制度其实并不完善。中国现实制度远不能让人满意，但中国之道依然是有效的，与西方相比是卓越的，对中国来说是合适的。于是，中国之道成为中山先生的立足点。在这个立足点上，中山先生大胆而自信地展开其宪法设计，历史地形成的种种制度成为其解决问题的活的资源。由此形成的宪法方案，正是中国之道的现代肉身。

结语

历史地看，三民主义确实有“为往圣继绝学”之气象，不过，其历史的展开，似乎未收“为万世开太平”之功。然而，责任不在孙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以中国之道自觉灌注三民主义，焕然一新的三民主义成为中国宪法设计之驱动性力量。经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之阐发，国民党对中山先生之道统自觉有所认知，蒋介石也有传承之自觉 。因而，中山先生之后，通过三民主义之激励、引领，国民党凝聚为一个具有足够道德意识的革命团体，作为立宪和治国之主体，依照中山先生的宪法设计，推动宪制构建：通过历次《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五权宪法大体落实；至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五权宪法更趋完善，表示“天下为公”、国民普遍参与之国民大会也开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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