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毕业的未来以及增长陷阱论文（共2篇）(6)

　　行为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阶段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迄今仍没有结束。这个阶段的标志性的理论构建就是社会偏好理论，这个理论不仅仅是停留在认知偏见上，从而不仅仅是证伪理性经济人假说，而是在保留自利偏好的前提下，把个体偏好拓展到社会偏好，从而呈现出一个偏好的微观结构。社会偏好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有了和传统的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内核，这意味着行为经济学注定会走上一条偏离新古典范式的理论路径，也注定行为经济学会逐步成长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范式。表1总结了四个阶段的基本情况。

　　二、行为经济学是否能成为(或已经成为)新古典范式的替代范式？

　　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从证伪理性经济人假说入手，进而挑战“看不见的手”这一核心思想，行为经济学正一步步打击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直至社会偏好理论的提出，乃至一个清晰的偏好微观结构理论的出现，可以清楚地看到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的偏离，并逐步寻找到自身的理论内核，随着这个新的理论内核的发育，至少可以推断，行为经济学完全有可能成长为新古典范式的替代范式，并有可能成长为引领经济学未来的新范式。当然，做出这个判断需要充分的理由，包括许多行为经济学家自身都未必赞同。然而，当我们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和方法论本质去做推断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多数经济学家目前都可能低估了行为经济学的前景，以及低估了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冲击力。

　　(一)行为经济学新进展的本质

　　要理解行为经济学可能对经济学未来所产生的影响，就必须理解行为经济学迄今为止的贡献究竟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行为经济学已经对经济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看似庞杂，但归纳起来无非就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人普遍存在认知偏见，这是有限理性的本质所在，认知偏见会让决策失误，行为失常，从而产生了现实社会经济中的诸多“异象”；二是人普遍具有社会偏好，社会偏好会激励人偏离纯理性自利行为的路径，展示出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行为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贡献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长期以来，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看似花样繁多，但究其实质，存在一个共性，那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说，离开这个假说，过去的经济学理论无从谈起。理性经济人甚至可以说是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的主体。给定偏好的完备性和传递性，参与人就获得了理性；再给定参与人自利，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参与人就可以采取利益最大化行为，这是“看不见的手”成立的前提。如果参与人理性不充分、自利不充分、没有采取利益最大化行为，那么市场就难以有效。即便考虑到参与人可能会犯错误，只要进一步引入一个贝叶斯机制，就可以把错误行为处理成短期行为，而长期仍然是充分理性的，个体的学习机制可以确保这一点。理性预期的引入使得主流经济学中支持新古典和反对新古典的不同范式有了交集，尽管在市场的有效性上存在争议，但参与人理性预期这点是共同的假定。

　　问题就出在究竟决策错误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行为经济学借助认知科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证明，认知偏见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这就意味着人的错误决策和错误行为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现象，并非短期现象。即便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再强，外部环境的信息披露再充分，这些认知偏见依旧存在，并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技术的进步让信息披露更迅捷，传播范围更宽，但技术进步本身又在创造新的不确定性。从而学习总是滞后于社会经济的演变。如果认知偏见长期稳定存在，那么有限理性假说才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理性经济人假说将蜕变成有限理性假说的一个特例。不过困扰的地方在于，认知偏见是否长期稳定？行为经济学家只能提供实验室实验的证据，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既揭示人的理性一面，也揭示人的情感一面，但很难区分理性的一面是否有限？如何有限？这也导致了在理性这个问题上，新古典范式和行为经济学范式之间尚处在竞争阶段。要想替代新古典范式，行为经济学家还需要提供更充分的科学依据。

　　行为经济学第二个理论贡献才是真正被低估的部分。当社会偏好被揭示出来，包括行为经济学家在内的研究者的第一反应是，如何把这种新的偏好融入到主流模型当中？为此，拉宾和费尔等人设计出了一个分段式的效用函数，一部分代表自利偏好，一部分代表社会偏好。这个两段式效用函数似乎满足认知科学中的双系统理论。卡尼曼曾把其过往的研究以及其他人相关的研究成果总结为一个认知双系统模型(Kahneman，2003)，在这个模型中，一块是直觉系统，负责启发式决策，会出现框架效应等等；一块是深思熟虑系统，其实就是理性计算。问题在于，卡尼曼自己也没有阐述清楚两个系统的关系，在他那儿，两个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但FreyandJegen(2001)指出了这个模型运用到经济决策中的局限，即假定参与人存在多个动机，那么动机之间就可能相互挤出。也就是说，双系统之间还存在某种互动机制，这种机制迄今还没有被很好的研究和揭示。

　　(二)行为经济学能建构一座新的经济学大厦吗？

　　自从社会偏好理论提出之后，虽然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在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两个层面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所得的结论也基本支持行为经济学的理论预测，但关于社会偏好这个问题依然被严重低估了，以至于行为经济学家自己都一度迷失在一个可能的巨大理论转变当中。例如，MullainathanandThaler(2001)早期的关于行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的讨论中，仅仅把行为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归纳为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社会”一词并没有得到重视。Rabin(1998，2002)、CamererandLoewenstein(2004)等人的早期行为经济学综述也明确把行为经济学定位在对新古典范式的修正上，而不是定位在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学范式上。笔者本人在早期的文章也是持有这个观点(周业安，2004)。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指向社会偏好，行为经济学家们的看法开始逐步发生转变。尽管HarstadandSelten(2013)在详细比较讨论了有限理性模型和新古典范式之后，承认前者还处于碎片化状态，至少目前还不足以和新古典范式竞争，但同样也可以坦承，有限理性模型至少指明了未来努力的方向。Rabin(2013a，2013b)近期的综述性讨论同样意识到，行为经济学需要从简洁的一致的基准理论模型的构建出发，形成行为经济学的自身的理论范式，从而和新古典范式竞争、甚至替代。Thaler(2016)最近的综述性文章则走得更远，他认为，经济学正日益成为一种实证经济学“evidence-basedeconomics”，现在已经可以不谈行为经济学是否对经济学具有革命的影响，正确的看法是，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不断发现偏离新古典范式的新证据，经济学理论必须有效解释以及一致解释这些新证据，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理论的持续创新的过程，如果有朝一日经济学理论能够完全厘清每一个偏离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其后果，那么行为经济学本身就可以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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