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并不是多么深奥的理论问题,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都表明了经济伦理的选择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城乡关系就是最大的经济伦理问题。比如,在大多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都有支持“三农”的规定,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扶农政策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琢磨,到现在为止,我们建立的城乡经济秩序仍然是不平等和不平衡的。不管你如何说道,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最终还是到了城市消费者那里,到底是农村从城市获取得多,还是城市从农村获取得多,这个命题似乎没有必要讨论。
同时,如果不注意经济伦理问题,还会助长严重的经济运行“腐败现象”,形成腐败条件。比如,几乎在大多数企业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多数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别人利益的得失问题,有些时候根本不考虑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损人利己”和“损人不利己”。在中国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大量存在投机取巧,非法集资,盗用商标,地下工厂,假冒伪劣,建了拆、拆了建等现象,充斥整个经济运行的全过程。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还表现在“搭便车”上,特别是在计划经济领域,或者用现在流行的概念“体制内”来看,仍然很多。
六、坚持理智文明的经济增长
问题讨论到这里,我们似乎清楚了讨论的核心,就是本文作者希望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重新认识经济增长,重新认识经济实力,重新判断我们的经济决策行为,重新评估经济增长的得与失,换一种思维看待高速度、高收入、高比重和高消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急需深入研究“经济文明”和“增长文明”问题,也急需培养全社会的经济伦理理念和因素,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道德含量。
(一)思想和意识文明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要强调生态文明,还需要强调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问题,也就是增长速度、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的伦理内涵。要达到这种目的,就需要对全社会的公民进行经济伦理和道德教育。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就解决得比较好,有许多提法和理念值得我们借鉴。比如,“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随遇而安、适者生存、量力而行等。在这些古代的经济理念中,就包含着丰富的经济伦理和道德思想。因此,必须把培育经济伦理理念作为人民群众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使得广大民众增加伦理意识,增强满足感,降低急躁心理,增加平等和协调意识。
(二)决策和规划文明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发展和增长能够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更多地是决定于政府的主导方式,政府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伦理和模式的主要创造者。因此,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伦理和道德水平,首先要提高政府和主要决策者的伦理和道德水平。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政府首先不能犯急功近利和盲目冒进的毛病,要有长期打算,要制定适度和合理的发展规划,用于引导全社会的经济增长文明。经济决策要突出长期性、战略性、前瞻性、可行性和区域性,区域差别大没有关系,这是由资源和环境条件决定的,可以通过转移支付进行适度调整。同时,要保证我们的规划和重大决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不以某些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三)指标和目标文明
要适度改革评价经济增长和经济人均的指标体系,不能只考虑围绕高速度确定经济发展的目标,片面追求增长要素,还要充分考虑经济伦理,增加评价增长适度性和合理性的指标,不仅仅要有评估生态状态的指标,还要有评估伦理水平的指标。比如,发展的外部性、经济结构的协调性、收入的合理性、消费的满足感、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等。如果我们不加强对经济发展伦理的评价和约束,就必然导致经济速度上去了,比重和地位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但是人们的危机感、不公平感和预期也增加了。从中国的国情和资源来看,我们保持世界中等水平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有必要去赶超。
(四)政策和战略文明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战略,多数属于促发展促投资促增长的政策,而促文明促协调促理性促道德的政策比较少。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不论条件如何,大家都要追求高速度和高增长,否则就没有政绩。所以,在政策和战略上就出现“拼命现象”,拼资源、拼能源、拼优惠、拼关系、拼权力,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成为普遍的“增长哲学”。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合理性,我们要改变目前这种局面,在政策和战略上提倡自主自理,一方面我们要给市场做减法,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政府做减法。
(五)模式和措施文明
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很多,缺少的就是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模式。实际上,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速度问题,只要我们把速度降下来,也许许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增长必须高速度这个“弦”我们绷得太紧,赶超心理太重,而适度增长、理性指标和合理心理等被严重忽视了。我们要提倡适度经济、适度增长、适度收入和适度消费。反对超条件和能力的速度和指标,反对“拆东墙补西墙”“丁吃卯粮”。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严格控制信贷增长,严格控制“圈地运动”,打压泡沫经济,打压虚假经济,打压“统计经济”。
第2篇:行为经济学:引领经济学的未来?
周业安
摘要:文章首先把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划分四个阶段,并分别阐述了每个阶段的主要理论贡献。其次,文章认为,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一是有限理性;二是社会偏好。有限理性有可能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说,而社会偏好理论则通过引入人的社会性,一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人的社会性的做法,从而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崭新的方向。从这个角度讲,行为经济学在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引领者。
关键词:新古典范式有限理性社会偏好行为经济学
当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教授之后,行为经济学再次引起了热议。算上2002年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教授(DanielKahneman)和201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教授(RobertJ.Shiller),行为经济学家已经是第三次获得了诺奖殊荣。如果再广义地看,2002年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L.Smith)和2012年诺奖得主埃尔文·罗斯教授(AlvinE.Roth)因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获奖,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肯定,因为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交集太多,以至于被视为一体。而在其他的诺奖得主中,1978年诺奖得主西蒙教授(HerbertA.Simon)最早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称得上行为经济学的拓荒者之一;1994年诺奖得主泽尔腾教授(ReinhardSelten)、2001年诺奖得主阿克洛夫教授(GeorgeA.Akerlof)也都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1999年克拉克奖授予行为金融学的开创者之一的史莱佛教授(AndreiShleifer),2001年又授予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拉宾教授(MatthewRabin),而类似2013年克拉克奖得主切迪教授(RajChetty)等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也颇有建树。这说明行为经济学不仅仅是代表经济学曾经的一种进步,更重要的是代表经济学的一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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