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毕业的未来以及增长陷阱论文（共2篇）(3)

　　(四)过剩等于闲置

　　中国从1997年开始出现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型现象，现在的过剩已经越来越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约为60%，低于全球制造业71.6%的平均水平。工信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目前24个行业中，22个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过剩首先发生在投资领域和项目建设失控。根据统计数据，从2000—2016年，全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在20%～25%，是经济增长的1.0～1.5倍。部分省区的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30%多，是经济增长的3倍多。最为可怕的是，一方面是严重的过剩，1/3的过剩产能没有好办法消化，另一方面仍然是强劲的投资势头，政府的压产和限产政策似乎不起多大作用，因为不是从源头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控制投资和项目建设。

　　(五)繁荣等于依赖

　　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经济的15%左右，但是，却消耗了全世界1/3以上的资源和能源。而且对外部资源和能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国家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杨铁生在2017年贵州数博会分论坛中国绿色数据中心发展论坛上说，2016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43.6亿吨标准煤，工业大宗资源消耗量达到全世界的90%[4]。另外，2016年我国进口管道气380亿立方米，进口液化天然气343亿立方米，约占世界的11%左右。煤炭消费量约39亿吨，占全球煤炭消费量的50%。另外，中国近年来每年进口粮食达到1.2亿吨，占国内粮食消费量的17%，人口增长又基本放开，每年新出生人口从1300万提高到1500万，耕地只有18多亿亩，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六)强硬等于逃避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还存在一个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痼疾，这就是工业“三废”处理体系没有科学地建立起来。我们到现在仍然是坚持“个体为主，自我循环，节能减排”，并且附之于非常强硬的政策和制度约束。这样以来，处理成本上去了，罚款增加了，政府收入提高了，但是，问题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多数企业仍然愿意接受罚款，而不愿意处理设备。这实际上是政府在逃避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和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和模式告诉我们，工业“三废”集中处理是大趋势，既节约成本，集中公共服务配套，又实惠高效。前提是工业企业必须按照“城市分工原理”对产业和企业进行集中布局，将工业“三废”的无害化处理交由社会的和专门的、专业的和实体的企业去集中处理，政府的责任就是扶持治污企业发展，但不是收费和罚款。把工业污染的责任全推给企业是不客观的和不公正的，更是不合理的。

　　五、经济增长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前面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就是讨论经济增长的“适度”“伦理”和“道德”问题。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当代经济学，似乎更多地只是研究有关经济增长的规律、速度、规模、人均、要素、环境等，很少研究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和适度性问题，到了数量经济学或者说是数理经济学阶段，似乎经济学问题变成了数字游戏和模型翻版。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触及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问题。著名的科思定律已经充分讨论了经济伦理问题，如应该与不应该、合理与不合理、有影响与没有影响的问题。科思定律已经说明了，一个企业和理性人的决策和行为不能影响别的企业和个人的收益。

　　将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和适度性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的伦理概念，或者可以说成是道德概念。从理论来源上看，我们强调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在一定意义上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关。但是，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确实又不是持续发展理论。因为，持续发展理论所强调的只是现代行为不能影响后代发展。而经济伦理和道德所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关键就是经济增长的“度”，即要不要增长？增长多少合理？增长影响别人吗？增长的外部影响力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等等。客观地看，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主要考虑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作用，而综合经济学派则又充实进了科学技术要素，现代经济学又加进了产权、结构、信息和模型等新的要素。但是，无论如何，轻视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的问题一直存在。

　　所谓经济增长的“度”，就是指适度、合理、合适，内部和外部处于正作用的场合的经济增长现象。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现在，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经济不增长就不行吗？一个国家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下降了，这个国家就无法生存下去了吗？收入降低一些就不行，就必然会影响生活质量吗？我们是要以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为主，还是要以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为主？人们为什么要相互攀比，为什么总是要争先？中国当前存在的大量的拼房产、拼存款、拼豪车、拼小三、拼地位等攀比行为有价值吗？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是也羡慕“世外桃源”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吗？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的某些阶段曾经出现过降低现象，经济发展在一个阶段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非常正常。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从个人来说，在一定情况下工资降低也不一定影响生活质量。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区分两种生产和两种消费，即基本消费品和工业品的生产与高端奢侈品的生产、生存和生理消费与奢侈消费。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个人来说，只要能够保证基本产品的生产和基本消费的需要满足，其他的就可以有多种选择了，不一定必须是高速度增长，都要得到事实上的保证。这就是经济增长的适度性和合理性。

　　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概念比较少，更多的是资本伦理、阶级伦理、剥削伦理、不公平伦理、不公正伦理、社会伦理等问题。马克思在研究和论述资本形成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时候，就没有充分考虑经济伦理问题。比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时候，集中大量笔墨讨论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两种剩余价值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投资风险收入、管理收入、智力劳动价值等都剔除了，只讨论剩余价值所反映的资本的剥削本质。这明显不合乎伦理分析的概念，不实事求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的时候，实际上就基本没有考虑经济伦理问题。这对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产生了致命的误导。

　　市场经济最讲竞争，但是竞争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一种是无序竞争。乱七八糟，竞争带有拼命的架势，互相攀比，不管不顾，破罐子破摔，不计代价，不算成本，搞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二是数据竞争。经济增长主要目的是为了单纯追求高速度、高人均、高收入、高消费，翻番战略遍地开花，为增长而增长，这种模式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三是质量模式。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质量和效率突出，增长的代价比较小，对生态的影响有限。总体来看，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属于前两种模式，中国基本属于第二种模式，而发达国家多数属于第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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