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大学自治及其限度

大学自治不但是高等教育最悠久的传统之一，而且是一所大学学术进步及教育治理的活力之源。“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1]（P31）。在西方国家，大学自治业已形成广泛共识。大学自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学术知识的权威性，确保学者活动可以排除外界干扰而仅按真理标准行事。

一、现代欧洲大学自治之崛起

欧洲是孕育现代大学的腹地，迄今为止拥有四千多所大学。世界上最古老的几所大学都诞生于此，这些大学也是现代欧洲大学的发展原型。直至二战以前，欧洲的高等教育与科学发明一直位居世界前列。

（一）大学自治与宗教势力的斗争

众所周知，大学最初的形式与组织原型是学者行会（University of Scholars），最初这种学者行会的成员主要是在博洛尼亚城从事法律研究的学生，他们因来自欧洲各地不受城市市民法的保护而成立行会以维护自身在城内的利益，以迁移权（Migratio）为武器从城市当局那里获取某些自治权利。与同时代博洛尼亚大学学生与城市当局的斗争不同，巴黎大学更多的是通过教师与教会的司法官相抗衡而取得一些诸如免税以及免服兵役等特权。中世纪大学正是在这种师生结合的行会性质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在与教会、国王或是城市当局的斗争中获得许多特权，借此获得一定合法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

中世纪大学拥有的自主权主要包括自我管理上的自由以及学术研究的自由，前者是指大学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比如进行迁校、选举校长、设置课程、聘请教师、颁发学位等权力；后者是指大学教授有权选择自己所认可的真理知识，即便这种自由是受制于宗教教义的自由，但在当时以神学为主导的社会大环境中，大部分人并不觉得自己受到限制，这恰如哈斯金斯（Haskins.C.H.）所言：“篱笆对于那些并不想跳出来的人而言并非障碍，自我感觉自由即是自由。”[2]

（二）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的博弈

实际上，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不同社会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大学起初受教会控制，16、17世纪民族国家的崛起则使得大学的各种特权受到外界特别是世俗王权的限制与干涉。这一时期国家对大学的控制表现在高等教育机构的监督管理权从教会转移至政府手中、神学失去了在教育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等方面。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工业革命的兴起，大学作为传播与生产知识的主要机构之社会功用日益显现，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对大学直接的管理与控制也随之增多，大学的自治权愈发受到挑战。

19世纪的大学大体上完成了向现代大学的转型，且柏林大学是当时的典范。它继承了中世纪大学自由探索之精神，以全新的教育理念为支撑，将追求纯粹的真理与知识作为大学的主要目的，以“大学自治—政府监督”的形式发展，强调大学的自治权，其倡导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以及“学术自由”的办学原则更是被确定为现代大学原则的核心。但从根本上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仍是国家主义的，教育被看作是巩固政治统治的手段、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各个国家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或为了反抗外来侵略、或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理想，均牢牢把控教育大权，大学自治从中世纪的高度自治演变为相对自治。

（三）大学自治与多方力量的制衡

大学发展至20世纪，其功能早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大学成为市场经济高速运转的加油站。现代大学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日渐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甚至触及社会的根本利益，是社会政治文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动力之源。也因此，政府、市场以及科技交互作用于大学发展，使得现代大学的治理呈现出特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削弱了大学应变的活力，抑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一种新社会管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共治。受这一思想的支配，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纷纷进行改革并通过颁布相关法令条例重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借此获得独立法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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