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兼论西南联大的育人经验(3)

由于鞭长莫及，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就西南联大内部治理而言，联大保持了三校旧有的办学传统，特别是沿续了清华大学的治理框架，秉承教授治校精神，校内设有教务会议、教授会、评议会等组织机构。一般教学事务由教务会议组织实施。学校里凡是重大的决策，都由教授会讨论决定。评议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审议机构，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秘书长以及教授会推出的教授代表若干人组成，代表学校决定重大事情。联大内部各机构职责明确，各负其责，既充分反映了广大教职员的意见，也避免了机构重复设立、遇事推诿扯皮的现象，体现了教授治校的优越性。

第四，良好的育人氛围。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与其良好的育人氛围密不可分。在西南联大校园，活跃着众多的学生社团，每个学生社团都有知名教授作指导。

昆明是抗战时期我国与国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来往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大多取道于此。西南联大充分利用这一条件，经常举办中外专家学术报告会，密切关注学术动态，使联大即使在战争状态下也保持了活跃的学术氛围。

在当时，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教室里没有电灯，学生晚上自习、看书，大多要到茶馆里，买一杯茶，就一盏汽灯，或读书，或讨论，昆明城里的茶馆俨然成了联大的一部分。杨振宁后来回忆说，当年在联大读研究生时，与黄昆等同学在茶馆读书、讨论，同学之间热烈讨论，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从老师那里学到的还要多。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学者，后来到美国讲学，有一个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美国人问他：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他以为，联大八年中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学者思索了一下，回答了两个字：自由[10]。

三、在当今高校，育人何以受冷落？

育人原是大学的本分，是大学的中心任务，是高校工作的基调和主旋律。遗憾的是，在当今高校，人才培养被忽视、受冷落竟成了普遍现象。表面上，大家都说人才培养是如何如何重要，而实际上却鲜有实实在在的具体措施来保障。高校育人何以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表面上重视、实际上忽视？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原因：

第一，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扭曲错位现象。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认为，“政府是有权者，大学是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有治”。建国以来，政府对高等教育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期间虽经多轮改革，但总的来看，仍然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高校少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曾多次下决心简政放权、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的决定》明确提出对高校下放权力；1998年，我国出台《高等教育法》，明确列举了高校所拥有的办学自主权。几十年过去了，在高校办学实践中，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管理依然未见明显改善，束缚了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

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说过：“在学术事务中，应该由学者干预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学的教学同医学临床一样，具有高度技术性，外行人要求教授和医师做出什么贡献是可以的，让外行人去指点教授如何教学或医师如何开处方就荒唐了。”[11]

对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美国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这样认为：“就大学为了追求和传播知识需要自由而言，当种种控制力软弱分散时，大学知识之花就开得绚丽多姿；就大学需要资源维持办学，并因此依赖富裕、强大的教会国家或市场支持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强大时，大学在物质上就显得繁荣昌盛，但是这种力量最可能——也的确常常——以各种有害于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方式实行控制。因此便出现了这种奇怪现象：当大学最自由时它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则最不自由。”[12]

而我们的实际情形是，当高校最需要资源时，政府与社会往往缺位；当高校最需要自由时，它们则又常常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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