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兼论西南联大的育人经验(2)

对于西南联大的育人成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易社强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对西南联大有一个评价，堪称贴切：“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最值得人们研究。”[4]

西南联大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经验，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进的办学理念。西南联大是在战争状态下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联合而成的大学。三所大学的办学历史、传统、规模等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三所高校在当时同属我国的顶尖大学，三校的定位都是培养社会领袖、精英人材。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办学思想，概括起来，就是通才教育思想。它集中体现在梅贻琦的《大学一解》中：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成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这些机构“一曰大学之研究院”，“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5]

第二，一流的师资队伍。决定一所大学水平的，最根本的是其师资阵容。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培养出众多的杰出人才，在于它拥有当时一流的师资队伍。在西南联大存续的八、九年时间里，其师资常年维持在350人左右，教授、副教授约占教师总数的一半。据资料统计，西南联大三个常委中，有两位留学美国；五位院长中，全是留美的博士；26个系主任，除五位留学欧洲、一人未留学，其余皆为留美。西南联大179位教授副教授中，有97人留学美国，38位留学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6]。即使按照现今的标准，其学缘结构也何其了得。

陈寅恪，堪为联大教授的典型代表。他十五岁即随兄长出洋留学，饱读中外经典，能背诵《十三经》全文，通晓十四种外国语言文字。他在为联大学生讲授《隋唐史》时，有一段开场白是这样说的：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讲没有人讲过的！”[7]

西南联大聘任教授也是不拘一格的。其教师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也有像钱穆、沈从文这样没有高学历、洋文凭的饱学之士。

194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首次评选院士，总共评选出八十一位院士，西南联大的教授就有二十七位，占了整整三分之一。

其实，西南联大的教师人数在当时的高校中并不是最多的。根据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西南联大有教授155人，副教授7人，讲师34人，助教177人。而位于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有教授325人，副教授57人，讲师113人，助教259人[8]。两校师资相比，无论是副高以上教师人数，还是教师总和，中央大学均为西南联大两倍以上。要知道西南联大是三校联合而成的大学啊！

第三，科学的大学治理结构。就大学与社会、与政府的关系而言，西南联大地处西南边陲，与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相距遥远。但联大许多教授与云南省主席龙云相处融洽，是他的座上客，龙云对联大也是关照有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陈立夫主政教育部，开始对全国各级学校加强控制。1939年教育部发布命令，要求各大学统一课程、统一教材，引起联大教授们的强烈不满。联大教授们经过讨论，起草了《教务会议呈常委会函》，予以抵制：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教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有治”。“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有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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