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环境研究论文（共3篇）(2)

　　2.2重视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基础研究

　　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关键科学问题的理解与认识是制定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与行动的重要基础，无论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历次评估报告、国家重大研究计划以及学术界都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例如，2012年英国发布了首个《气候变化风险评价：政府报告》，识别了农业和林业、商业、健康、建筑和基础设施、自然环境等5个重要领域的风险和机遇［7］，评估已有政策及未来政策需求，直接为英国2013年发布的《国家适应规划》提供了依据。本文以“climatechange+climaterisk+climateadaption”作为主题词在WebofScience上检索各国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风险和适应的SCI/SSCI收录论文，可以看出近10年来全球适应气候变化理论研究快速发展（见图1），美、英、澳等发达国家贡献最大。

　　2.3积极利用低碳标准、绿色采购等政策工具

　　以国家标准、政府采购政策等来淘汰落后产能、激励创新是发达国家促进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科技创新的普遍做法。例如，英国2007年出台了《建筑节能法》，要求任何公共建筑在2013年后、私人建筑在2020年后都必须达到零能耗，这条标准的公布大大加快了英国建筑行业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8］。欧盟议会设定到2020年欧盟范围内所销售的95%的新车的二氧化碳排放平均水平须不超过0.095kg/km，这项具有约束性标准的出台将迫使汽车制造商通过加强研发来降低车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另外，截至2013年5月，日本出台的《绿色采购法》已为19个领域的266个特定采购品目设定了采购标准，通过促进环保产品的采购来加快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将日本的绿色采购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9］。

　　2.4注重区域差异化的适应战略与对策制定

　　世界各国由于地域辽阔、自然气候条件多样、地区发展不平衡，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往往需要在不同地区建立分类指导的适应气候变化区域政策，增强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德国的KlimaMORO项目在此方面提供了良好的范式。根据“适应气候变化的发展战略”的KlimaMORO项目要求，从2009年起，德国的8个区域开始研究区域气候变化，共同的目标就是进行区域特殊性气候变化和发展策略的研究，每个区域针对自身气候变化和面临的威胁提出发展对策和具体措施。根据《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议》，美国很多城市已在总体规划中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任务，城市管理者将气候变化的目标纳入到已有的城市规划目标框架中。如圣莫尼卡、纽约等根据气候监测结果及其他因素制定了符合自身情况的预期减排目标值，并将这些目标值植入总体规划工作中，以指导城市规划具体行动［10］。

　　2.5重视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推广

　　要使适应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的成果发挥最大的作用，加强各国之间的技术转移是必然选择，尤其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而在此方面国际上已取得一些积极的进展。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设立了共同基金，强调要增加“更多且更新”的资源用于促进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以支持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而巴黎气候大会也进一步重申了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转移重要性与实践路径。世界各国的气候合作也为技术转移搭建了平台。例如，2015年，美印双方在核能、太阳能及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始积极合作，美国加强对印度的经济扶持与技术转移。2016年3月，《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布，充分肯定两国在扩大清洁能源联合研发，推进碳捕集、氢氟碳化物的合作，启动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倡议，推进绿色产品贸易，开展实地清洁能源示范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双方将通过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以及其他努力继续深化和拓展双边合作［11］。

　　3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国际比较

　　为更好地比较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特别是政策与制度环境方面的差距与不足，本文利用圣母大学研发的适应气候变化准备程度指数（ND-GAININDEX）进行分析［12］。该指数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程度，二是国家在社会层面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程度。

　　3.1国家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程度比较

　　脆弱程度主要从食品、水、健康、生态系统服务、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等6个方面以及适应能力、暴露性、敏感性等衡量一个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能力，得分越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越强［13］。通过对世界各国的脆弱程度计算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英国的脆弱性综合指数最低，为0.211；乍得的最高，为0.722；我国为0.302，位居第27位，表明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整体能力较强，但在生态系统服务、人体健康、水资源等领域的脆弱程度依然较高，排位分别为94、91、53，与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见表1）。

　　3.2国家在气候变化面前的准备程度比较

　　准备程度主要衡量一国的投入能力以及将投入转化为适应性行动的能力，主要从经济准备、管理准备和社会准备3个方面统计，得分越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越强。从国际上看，新西兰的准备程度指数最高，为0.901；厄立特里亚的准备程度指数最低，为0.180；我国的准备程度指数在184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71位，准备程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我国的社会准备位居第49位，较为理想；经济准备排第98位，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未来仍需加强。在管理准备方面，我国在已有数据的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11位，位于中下水平，这也意味着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依然不完善，特别是适应气候变化的专项法律法规、标准制定、成效评估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见表2）。

　　4完善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科技创新政策环境的建议

　　基于对适应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的内涵与特点，国际该领域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差距与不足的分析，本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提出完善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环境的建议。

　　4.1供给侧政策建议

　　一是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研发布局，聚焦重点领域、区域、重大工程。发挥政府作为气候变化科技投入主渠道的作用，建立相对稳定的政府资金渠道，确保资金落实到位、使用高效。不断优化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科研布局，加强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与不确定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加强重点领域（农业、水资源、健康等）、重点区域（沿海、干旱区、城市群等）、重大工程（南水北调、大型水库、青藏铁路等）适应气候变化以及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提出差异化的应对策略与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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