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笔沿儒习 持弓缵祖风--漳州千年衣冠望族陈元光家族(4)

继唐五代十国之后，宋朝政权建立，逐步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崛起不久的女真族金政权在灭掉辽朝之后，便大举南下攻宋。因北宋政权长期积贫积弱，兵储荒废，空虚无备，很快金兵便攻下开封。金兵占领开封四个多月，大肆勒索搜刮之后，撤兵北归，带走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物，开封及其附近州县惨遭浩劫，历史上称之为“靖康之难”。

此时，赵宋宗室康王赵构在南京商丘即皇帝位，是为高宗，改年号建炎，建南宋政权。这时，金政权释放已降金的北宋旧臣、御史中丞秦桧南归，企图从南宋朝廷内部来破坏抗战力量。秦桧是在“靖康之难”中，同徽、钦二帝一起被金人掳走的，后来降金，投靠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从弟、大贵族挞懒手下。秦桧初见宋高宗时就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的谬论，并请宋高宗致书挞懒求和。宋高宗对诸大臣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可见秦桧的来意和高宗的投降方针，早就十分合拍。因此，秦桧被任为礼部尚书，不久又升为宰相，把持南宋朝廷权柄，迫害抗战派，进行卖国投降活动。

在这段纷乱的历史中，沉默了许久的漳州陈元光家族的裔孙们，复又活跃在历史舞台上。首先要提及的是陈景肃。

陈景肃，字和仲，陈元光裔孙，落籍诏安(今属福建)。自少师事学者高登，有学行。尝同秦梓(秦桧兄，秦梓恶其弟所为，迁家外居)出使燕越。秦梓还朝后，以其学行卓异，奏请任陈景肃为祈请使，陈景肃则辞而不受。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陈景肃登进士，授仙游令。

陈景肃到任后，首先剿杀宿盗蓝飞仙，为民除害。又表彰孝义，教化民风，“多有美政”。后提举湖南知南恩州。有诏让他入朝任知制诰。陈景肃“以秦桧(当权)故不拜”。家族家风对他潜移默化地影响，不仅使他具备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才能，也使他在内心深处明白无法与不忠不义的卖国奸贼同朝共政，同殿为臣。因此在出知台州、湖州等州时，陈景肃写下了很多诗，多是讽刺秦桧的。致使秦桧一党非常厌恶他。后来陈景肃便辞职归乡，与门人杨士训、吴大成等人在渐山讲学，悠然自得。直到秦桧死后，陈景肃才又出山，入朝担任知制诰一职。致仕时年已八十岁有余。后来南恩州叛服无常，朝廷要派宣慰使前往安抚，朝议认为非陈景肃去不可。面对朝命，陈景肃义无反顾，不顾年事已高，衔命而往，持节赴岭南任。他以德服人，造福生灵，叛乱很快被平息。陈景肃死后谥“廉献”，由此足以说明陈景肃为官一身清廉，洁身自好。后宋朝廷赠其光禄大夫、资政殿大学士的荣誉称号。

以陈景肃为开端，陈氏子孙又或以科举，或以荐辟，或以特奏名、或以．封赠、或以荫补而走上宦途，漳州陈氏再显高门宦族之辉煌。如陈文晦于乾道五年(1169)以子陈景肃贵赠朝奉大夫、湖南提举、知制诰。陈肇，陈景肃长子，为绍熙元年(1190)特奏名，后官至参知政事兼太尉同平章事，封兴国公。陈宰，景肃次子，以父荫补朝议大夫。陈植，景肃孙，登淳；占四年(1244)茳士。陈格，景肃孙，景定二年(1261)特奏名。陈概，景肃孙，景炎元年(1276)荐辟，官至户部员外郎。

尤其突出的是与陈景肃同为陈酆第十五代孙的陈怀忠之子

陈淳，超 越了纯粹以科举人仕为目的的读书，追随朱熹，凭借其丰厚的文化积淀成为一代理学名士。理学是以阐释义理及兼谈性命为主、在两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亦称之为“道学”。理学是佛家和道家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学说。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继孔子之后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影响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北宋程颐、程颢的思想并利用了北宋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陈淳(1159～1223)，字安卿，注籍福建龙溪，朱熹晚年的弟子。因住在邑之北溪，时人称之为“北溪先生”。少年时学习举子业，林宗臣见到后很惊奇地说：“此非圣贤事业也”。送给他一本由朱熹和吕祖谦合撰、摘录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和张载言论的书一《近思录》。陈淳读了《近思录》后，“尽弃其学”。这是由于理学是儒家学说的一大转变。孔子的学说，“知人而不知天”。孟子继起，于性善性恶问题争论了一场，使儒学有了哲学思辨的意味。汉代儒学独占，一班经师都只知墨守成说，不事创造。到了后汉，训诂学异常发达，“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不能通”。魏晋之时，老庄之说盛行。后来佛教空无本体论被援引入儒学，这些作为前期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曾分别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儒学重于伦理实践而疏于哲学论证，佛、玄精于哲学思辨而流于寂灭空虚。农民革命思潮的猛烈冲击和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批判，迫使统治阶级重新营造适合于新形势需要的哲学体系。通过儒、释、道三教互黜，较量其得失，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加以熔铸改造，达到三教合流，这就是吸取佛、老思想

营养而建立起来的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思辨为理论基础的唯心主义道学。道学家们通过对三教思想的扬弃，把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空无”之道，变为统摄人伦物理的“实有”之道，把“经虚涉旷”的名理清谈变成为“格物穷理”的理性求知，把“止观”、 “定慧”的宗教修持变成为“主敬”、 “立诚”的伦理实践。一句话，把出世的神学变成为人世的哲学。

这种能给人以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的哲学，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是无可比拟的。陈淳也深深地被吸引住了。他喜欢看理学家的著作，也曾想自带粮食追随朱熹，但未能实现。直到绍兴年间，朱熹来漳州任职，陈淳才得以谒见。他用自己写的自警诗作为见面礼。朱熹一见之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诗的具体内容现在虽无从得知，但主旨应是深深符合理学要意的。否则难以得到朱熹的赏识。

于是，朱熹对陈淳说：“某到此，未曾将这般道理说与人，今向君都说了，朱熹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总结说：“凡看道理，须各究个根源来处。”这“根源”二字，便是关键。两人言语投机，于是造了郡斋讲论终曰，有时彻夜不眠。陈淳天资既高，又得名师指点，进步很快。朱熹离任后，屡次与人谈及“南来为吾道得一安卿”。可见朱熹对陈淳非常赏识，评价很高。后来过了十多年，陈淳一天深夜前去拜访朱熹。朱熹本来已经睡下，听说他来了，“疾(急)延至卧内”，非常急切地把他请入卧房，扣问他这十余年来的心得。谓曰：“如今学问已见本源，所缺者下学之功也。”陈淳又留在朱熹身边数月，所得“皆切要语”。可见朱熹对于栽培陈淳是很用心的。朱熹于庆元六年(1200)去世后，陈淳追思师

训，强忍悲痛，“于书无所不读，于物无所不格。曰积月累，义理贯通，洞见头绪”，著有《北溪文集》。他以“理，“太极”为宇宙的本体，认定“太极”即派生天地万物之理的总称，认为这与“圣人”之心相合。指出“道”与“理”的区别：“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在理气关系上，承认理、气相依，但主张理为主宰。“盖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个气，必有主宰者，曰理是也。”(《北溪语录》)在知行问题上，强调“知行不是两截事”，看到了知与行的联系。他对性、命、诚、欲等重要的理学范畴，用朱熹、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思想进行疏解，世人对此评价很高。嘉定元年(1206)，陈淳在中都待

试时，四方名士以及之前未曾谋面的同门都来拜访他，朝中士大夫也争着与他结交。途经严陵时，太守郑之悌把他请人郡庠讲学，前来听讲的多达数百人。

陈淳身虽不用，而忧时论事，深中利病。他曾帮助地方政府出谋划策，“惠流数世”。并留有名言“何必任是邦而后为政耶。”士大夫应有的人文操守和政治良知溢于言表。嘉定十六年(1223)，陈淳以特奏名恩授安溪主簿，未及到任便去世了，时年六十五岁。全国各地的学者听到这个消息后都非常痛心，或不远千里，亲自奔丧，或就在家中摆设灵位奠祭。可知陈淳的影响力已超越地域界限，更越过了官场，扩大到民间。他在文化上的贡献，使漳州陈氏家族由一个钟鸣鼎食的食宦世家，升华为诗书衣冠之族，使得陈氏家风在淡泊名利之外，又增添了一种蕴藉飘逸的“名士”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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