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选举(4)

其对地方性问题的关注多于全国性问题。在面临所在选区地区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时，议员首先考虑的是与自己连区有关的地区利益，其次才能顾及到整体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日美贸易摩擦时期还是美欧贸易摩擦，提出保护性贸易议案的往往都是受到外国进口冲击最大的地区的议员。希斯考克斯（2005）对议员贸易议案投票的实证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在美国 1945－1994 期间，参议员和众议员对贸易议案的投票中，具有明显的考虑本州行业集团要求的行为特征52。

第二，议员的政党归属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其政策倾向与行为。

绝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有政党属性，无党派议员极少，政党对议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定议员在委员会的安排；协助议员选举；优先考虑、协助推动议员提出的议案；关心、维护议员的利益。议员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会自觉维护党内的团结，推进本党目标，此时，党派分歧成为影响议员态度的一个因素。近些年来，随着选民们权力制衡的倾向增强，总统和国会多数党经常分属两个不同的政党，这样，两党之间的斗争就更加激烈。例如，90年代初老布什在任时，许多民主党议员猛烈攻击他的对华接触政策，而当克林顿上台后，这些议员却对同样的政策公开辩护，因此使对华政策成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政党对本党议员的影响是有限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党对议员没有纪律处罚，从而使议员对政党的依赖性较小。国会议员虽然也是在政党的标签下竞选，但是一旦当选便自视为本选区或本州的选民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代表。虽然一般来说，国会议员在许多问题上是支持本党的，但也可以不受本党的约束，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意愿和利益进行投票，而不用担心会受到党纪制裁。在两党分歧较大的议题上，当党派利益和自身利益（选区利益）相矛盾时，议员跨党派投票是常有的事，从而形成投票过程中超越党派组成联合阵线的现象，即党派政治并不能决定议员投票行为的全部。例如，在中美两国关于社会制度、民主化程度、中国人权等充满意识形态的冲突方面，常常导致国会中两党议员的联合——共和党的右翼保守主义和民主党极端自由主义的联合。在2000年有关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地位的争论中，两党在众议院的合作使得该法案以237票对197票通过。

第三，在美国现行的政策体制下，国会议员的提案与表决行为具有一定的“作秀”性质，成为其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戴斯勒（2006）指出，1934年互惠贸易法通过授权总统进行贸易自由化谈判，以及其后“快车道”授权，将具体的贸易政策交由行政部门进行裁决并采取行动，使国会在保持宪法授予的权力的同时也使国会摆脱了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然而，国会并未完全放弃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对总统的贸易谈判权定期需要审议，又使国会议员们在邻近选举年或者对总统贸易谈判授权表决时，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因此，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经常对贸易问题发表大量言论，提出林林总总的贸易保护主义议案，但却很少通过具体产品的立法（甚至于议员在提出议案之初就没有奢望其能够通过表决）。在非选举年中，议员们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得很积极，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用负担相关贸易政策的责任，从而更乐于施加批评或者传达利益集团的声音，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在选举年，其积极的言论与行为则更具有功利性。

同时，由于总统对国会的提案具有否决权，尽管国会能够推翻总统的否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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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迈克尔·J·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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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但这种情况却很少发生。因此，当国会与总统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产生分歧时，议员们知道自己不能够影响最终的结果，他们也知道当地方利益同总统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制定的政策相对时，试图用地方利益替代全局的对国家利益的整体考虑是不明智，也是难以通过的，因此议员们的行为更具有“作秀”的意味，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地区选民的支持而已。

最后，议员的投票行为还受到自己的信仰、视野、资助自己的利益集团、从事游说活动的政客以及媒体的影响。也就是说，议员在决策过程中要在目的、角色、代表角色、区域角色、政党角色以及团体角色之间寻求平衡点。

美国利益集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是美国多元化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美利坚民族精神的体现。在美国，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信仰、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差异很大。利益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是形成利益集团的根本原因，而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则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壮大提供了土壤。数量庞大的利益集团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其他政治行为体无可替代的政治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也是社会中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协调利益和意见的过程。

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收入分配政策。由于贸易政策本身可能对部分群体有利而损害部分群体的利益，因此，贸易政策通过价格变动而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就成为分析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态度的出发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受益的贸易集团将支持自由贸易政策，而受损的利益集团将主张贸易保护。

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诉求

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收入分配政策，它涉及到贸易的利益和损失在不同集团之间的分配。由于收入分配的差异，在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很自然就形成了两个利益对立集团。根据前述理论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诉求特征：

第一，进口竞争产业的利益集团倾向于要求政府提供贸易保护政策，而依赖出口、或在国外有重大投资项目的产业集团则偏好于自由贸易。从现实看，美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主要集中在美国己逐渐失去竞争力的行业部门，包括纺织业、钢铁业、汽车业、制鞋业、家电业和糖业等，这些行业已经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赞成自由贸易的除了消费者团体、专门从事出口的公司之外，还包括以进口品为上游原料的制造业以及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服务业等，他们成了推动美国对外贸易扩张的主要力量。

第二，产业的地理分布状况与保护主义势力的大小有一定关联度。一般来讲，分布比较集中的产业，其保护主义压力比较强大，在地理上比较分散的产业，其政治压力就比较小。

第三，利益集团要求贸易保护的强弱与宏观经济状况有直接的相关性。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利益集团的保护主义压力就比较大，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则会减弱。例如当经济衰退和贸易逆差剧增的时期，利益集团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四，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也是决定贸易保护倾向的重要因素。组织良好，反应迅速的利益集团尽管可能规模不是非常大，但是却能够克服集团成员“搭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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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行为，往往能够得到国会议员的支持，获得政府的贸易保护。而那些组织涣散，搭便车行为较为广泛的利益集团在形成贸易保护压力的时候则会遇到一些障碍。由于在一国国内政治过程中，自由贸易的受损方往往有激励来组成一个利益集团游说本国的政策制订者，提高保护水平，而受益方往往因为集体行动的困难，或者缺乏足够的激励水平来组织一个有效的利益集团为自由贸易政策游说，从而使得一国在制订对外贸易政策时，具有保护主义倾向就不足为奇了。

代议制是国会的基本政治原则或曰制度。所谓代议制即是代表民意，它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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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主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提倡的是议员不仅要代表选区多数人的利益，而且也要代表少数人的要求。”54认为比例代表制能够使贸易决策者与保护主义隔离，这种政治制度与低水平的贸易限制相联系。最有影响的是罗戈斯基，他认为比例代表制特别是其中的大选区制度以及政党纪律的高度化有利于自由贸易。”55大选区使贸易政策制定者远离了追求特定产业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有从总统主义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认为国会将贸易权力授予总统将催生更多的自由贸易，因为总统代表了国家选区，不易屈从于特定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学者肖恩·埃利希(SeanD.Ehrlich)的研究甚至认为，与比例代表制相联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比例代表制本身引起了自由贸易。56

众议院较之参议院保护主义气氛更加浓厚。这是由众议院议员数目以及选区特点决定的。众议院是人民的议院，根据责任政治，众议院435名议员的贸易倾向必须“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利益和要求”，这就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435个游说路径点。参议员作为美国精英，只有100名，游说路径点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声音较之众议院微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参议院不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只是较之众议院，有着数量上的区别。众议院独特的选区制，造就了众议院较之参议院保护主义气氛浓厚。众议院实行的是小区代表制，众议院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因此，“在每个代表只是对一个很小的选区负责的选举体系中，她或他将选区利益凌驾于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往往提出只对自己选区有利的提案。”

经常性的选举可以为美国代议制民主不断输入血液，造就议员对人民的直接依赖。这导致议员在国会山上夸夸其谈，不断展示政治态度而不在意言论与举动的结果。这种现象被誉为典型的国会行动:提出议案或者对某一议案投票，但这些举动没有任何政策效果而仅仅是宣示态度。57因为“选举依赖的是态度而不是结果”;梅休认为，“态度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商品。”因此，当公众利用国会政治结构提供的游一说点对议员加以劝说时，在选举政治的左右下，议员通常都会做出姿态，表明政治态度。

在选举政治下，选区利益而不是其它成为议员首要考量因素。选民的选票标向对议员具有指示作用。研究表明，受到进口激烈竞争的选区选民投票比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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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J. Vogler, The Politics of Congress, 6 edition, Dubuque: William. C. Brown Pub, Feb. 1993, p.51. David J. Vogler, The Politics of Congress, 6 edition, Dubuque: William. C. Brown Pub, Feb. 1993, p.8. 55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y 1, 1990. 56

Sean D. Ehrlich, “Access to Protection: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Trade Policy in Democrac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1, No.3, 2007, p.573. 57

David J. Vogler, The Politics of Congress, 6 edition, Dubuque: William. C. Brown Pub, Feb. 1993,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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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这些选区选民的国会中议员越容易投票支持贸易保护主义。58

美国前国会议员、来自密歇根州的詹姆士·奥哈拉 (JamesGO，Hara)认为投票是一件仅仅根据选区选民意愿(或者政党意愿)的事情。59“因此，国会政治即为选区服务。

从某种程度上说，议员代表一个选区时间越长，选区因素就越容易成为影响其投票的因素;他们也就越倾向于回避选区选民不喜欢的政策。

58

Baldwin, R. 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 S. Import Policy[M]．Cambridge：MIT Press， 1985． 59

Stephen D. Cohen, The Making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Principles, Problems, and Proposals for Reform, New York: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88,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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