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藏族地区的统治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空前发展(7)

了农奴的负担，对保持西藏社会稳定，对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圆寂，西藏政教事务一时无人主持，乾隆帝惟恐噶伦等人“擅权滋事”，赏格鲁派“四大林”(u之一的丹吉林的第穆六世呼图克图“诺门罕”的名号，命其在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没有寻访到及其未满十八岁前，暂时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自此之后，历辈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未满十八岁亲政之前，皆由一名活佛代理其职，掌管政教大权，叫做摄政(藏语称之为“杰曹”或“杰波朱古”，清代文献中称之为“掌办商上事务”)，从此成为定制。清朝的这一措施确立了西藏地方的摄政制度，这是清朝政府加强僧官权力，限制和削弱世俗贵族势力的有效措施。

《西藏善后章程》的制订和实行，为西藏带来了数十年的社会安定，这段时期也是达赖喇嘛与班禅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七世达赖喇嘛与五世班禅喇嘛原本就有师徒之谊，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又为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的老师。六世班禅中年之时，八世达赖喇嘛还年轻，不谙政治，清朝廷需要扶植威望甚高的六世班禅。于是，推出了册封六世班禅的举措。1766年9月17日，清廷派特使到达扎什伦布寺，对六世班禅进行隆重册封，赐给用满、汉、藏三种文字镌刻的金册、金印，全印文曰：“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清朝中央册封班禅，包含有扶植宗教势力，牵制贵族势力，使噶

伦等人不致擅权，以利于驻藏大臣监督和控制西藏地方的政治用意。正是从这一深刻的政治用意出发，清廷又决定在乾隆皇帝七十寿辰之际，安排六世班禅觐见，实现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帝以后，百余年来未曾有过的格鲁派领袖人物朝觐盛事。

1778年六世班禅要求人觐祝寿，乾隆帝欣然允准。1779年2月4日，驻藏大臣留保住奉旨到达扎什伦布寺，宣谕允准六世班禅①四大林即四大活佛私人修行的场馆，分别是第穆活佛的丹吉林，济咙活佛的功德林，热振活佛的锡德林，策墨活佛的策墨林。朝觐祝寿的旨意，并予以赏赐。留保住与六世班禅具体商议了朝觐启程的日期和路线，议定于当年6月自扎什伦布寺启程，至塔尔寺过冬，翌年2月再从青海启程，经漠南蒙古至承德避暑山庄。

乾隆帝将六世班禅人觐祝寿视为宣扬皇朝隆盛的大事，一面在京城作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安排，一面急令驻藏大臣做好六世班禅起行的一切准备，对沿途护送、迎候，道路和馆舍的修缮等事宜都要求各地督抚大员及早筹措，妥善安排。又特召漠西蒙古杜尔伯特部汗王、土尔扈特郡王、新疆回部首领、金川土司等届时同来承德聚会，以收“敬一人而千人悦”之效。清朝又在承德仿照扎什伦布寺修建了一座占地三万七千九百平方米的“须弥福寿寺”(又称热河扎什伦布寺)，耗资巨大。

1779年6月16日，六世班禅从日喀则启程，行至羊八井时，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及摄政、全体噶伦、代本等前来送别。10月15日，六世班禅由陕甘总督、两宁办事大臣迎人塔尔寺。1780年2月，从塔尔寺出发，经蒙古，六世班禅一行远涉二万里，于1780年7月21日终于到达承德，受到清王朝的隆重欢迎。乾隆帝为了在与班禅会晤时能直接交谈，事先特地向第三世章嘉活佛学习藏语。他对六世班禅的朝觐表示特别地欢迎，设大宴并重赏六世班禅。8月3日，乾隆帝隆重颁赐给六世班禅玉册、玉印。这是清朝第一次用玉印、玉册封赏西藏政教领袖。它象征着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与和谐。13日，乾隆帝正式接受了王公大臣和各地首领的贺寿。六世班禅率众徒恭贺，进献恭庆万寿文书，并代表八世达赖喇嘛向皇帝进献寿礼。之后，六世班禅移居北京黄寺，11月2日，因为染上天花，圆寂于北京黄寺。

清朝动用大量人力，不惜耗费巨资，隆重接待六世班禅人觐其目的除了显示皇朝的隆盛外，更主要的是欲利用六世班禅的宗教影响绥服蒙古各部、安定西藏。此次朝觐是继五世达赖喇嘛朝觐之后，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与清朝中央政府最高权力者的又一次直接接触，不仅进一步密切了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更加强了西藏地方对祖国的内向力，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管理，有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

六世班禅圆寂后，1781年2月，乾隆帝派特使护送六世班禅灵柩返回扎什伦布寺。六世班禅人京时，乾隆帝和王公大臣等所赠送的大量金银珠宝等珍贵礼品，一并运回扎什伦布寺。六世班禅有两个兄长，一个是扎什伦布寺总管仲巴呼图克图，他将六世班禅的财物据为私有；另一个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辈活佛却朱嘉措(汉文史料中称“沙玛尔巴”)，因为他没有分到财物，便以朝圣为名前往尼泊尔，教唆廓尔喀人人侵西藏。

尼泊尔与后藏毗连，和西藏人民之间在经济、文化上有密切的交往。尼泊尔需要西藏的食盐，西藏需要尼泊尔的大米、谷物等，因此尼泊尔货币在西藏流通无阻。18世纪中叶，廓尔喀人征服了尼泊尔，并开始对经尼泊尔转口的藏、印贸易课税。廓尔喀停止使用旧钱，而用新钱，在银币里掺铜，使币值下降，尼泊尔人要求尼币府贬值。由于旧币在西藏广为流通，骤然贬值，直接损害了西藏的经济利益，七世达赖喇嘛曾向尼泊尔提请禁止这种行为。廓尔喀人则借口聂拉木藏境税官“妄增税课”，“盐掺杂质”，于1788年在沙玛尔巴的仆人噶玛却金的带领下，廓尔喀突然派兵入侵西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济咙、聂拉木、宗喀、绒夏等四个宗。西藏地方政府即出兵抵抗，但是长期疏于操练的藏兵望风披靡，未作任何有效的抵抗。驻藏大臣等上奏朝廷，请求支援。

清朝决计出兵驱除侵犯边境的廓尔喀军，因卫藏兵力不

足，乾隆帝随即派理藩院侍郎、精通藏语的巴忠赴藏查办，派成都将军鄂辉等人率兵三千人，运解粮饷，调派官兵、火药等集中于拉萨。清军抵达口喀则后，成都将军以各种借口拖延进军，拒绝继续前进。他认为，如果不等清军主力部队抵达而贸然进攻，就会遭受惨败，名誉扫地，并寻找与廓尔喀人谈判的途径。1789年，沙玛尔巴以中间人的身份致信噶厦政府，企图从中获利。巴忠等人根本无心打仗，指示西藏地方政府答应廓尔喀的要求，举行谈判。

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五十人的谈判代表团，大都由巴忠指定，首席代表是噶厦政府噶伦丹增班觉。因得知廓方在指定的谈判地点济咙驻扎有军队五百人，因此，丹增班觉请求巴忠率兵前往，但遭到了巴忠的训斥。藏方代表一到驻地，廓尔喀士兵即包围了他们居住的帐篷。谈判由沙玛尔巴主持。经过九轮艰苦的谈判，最后藏尼双方达成协议：藏方许给廓尔喀付赎金三百秤银子(合内地银九千六百两)，作为“地租”赔偿，廓尔喀退出所占领的四个宗，同时，派人赴京进贡，表示归顺。廓、藏双方对协议的理解并不一致。藏方认为，付三百秤银子即可赎回四座城市，而廓尔喀坚持西藏每年要交三百秤银，直到签约前，双方仍未取得—!致。最后，沙玛尔巴作保，廓、藏代表分别在廓尔喀拟好的条约上盖章画押。条约有原件和副本两份，只有藏、廓两种文字，对一些有争议的条款，双方同意请进藏的清军将领仲裁。巴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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