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藏族地区的统治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空前发展(2)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努尔哈赤极其重视对蒙古民众的统治。当时的蒙古族正处于由原始宗教萨满教向喇嘛教转变的重要时期。因此，支持黄教，赢得民心，使众多的蒙古民众归顺，成为后金政权对蒙古以致对西藏的主要政策。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政权与西藏虽然没有直接的接触，但却接触到了从西藏到蒙古传教的藏族喇嘛。

囊苏喇嘛是到蒙古科尔沁地区传教的西藏喇嘛，曾多次来到辽东，受到努尔哈赤的厚待，成为最早到达东北地区的藏族喇嘛。囊苏喇嘛在传教过程中，对辽东地方产生了一定的感情，并决定死后葬在东北地区。1621年，囊苏喇嘛圆寂，根据他本人的遗愿，努尔哈赤在辽东城的南门外韩参将的庄园里修庙，安放其遗体。1630年，皇太极又为囊苏喇嘛修塔、立碑、题词，作《大金喇嘛法师宝记》。

囊苏喇嘛这个普通的西藏喇嘛，死后却受到后金政权的如此厚待，可见努尔哈赤等人对佛教的重视程度。皇太极能够继承父志，在囊苏喇嘛去世九年之后，为其建塔，说明了后金政权支持佛的一贯立场。囊苏喇嘛宝塔为藏式喇嘛塔，并有其他一些附属建筑，当地人称其为“喇嘛塔园”，今无存。其碑文原为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现已从喇嘛塔园移到辽宁省辽阳市文管所保存。囊苏喇嘛作为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葬于后金地方的西藏喇嘛，不远万里来到蒙古、辽东地

区传教，为藏、蒙、满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后金政权对佛教的支持还表现在大修寺庙上。努尔哈赤在后金政权建立的头一年(1615年)就在赫图阿拉建诸佛及玉皇庙，共建了七大庙。最引人注目的是皇太极于1638年在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建成后金最大的喇嘛庙莲花净土实胜寺。皇太极用了三年的时间，花费了二万余两黄金建成，至今其主要建筑仍在，当地人俗称“黄寺”或“皇寺”。不仅如此，皇太极还听从喇嘛的建议，在盛京建成四塔、四庙，象征着四方一统，后金强盛。后金政权大修寺庙，尊崇佛教，深得人心，一些蒙古僧众纷纷归顺后金。

皇太极时期，后金政权与西藏地方建立了联系，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固始汗的使者到达盛京。1641年，固始汗向皇太极称臣，归顺大清。皇太极深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地位的重要，为了怀柔蒙古、西藏，便派人去见第悉藏巴汗和达赖喇嘛，并要他们派高僧前来。后金使者到藏之时，止是黄教政权初立，急于向外寻求援助，并取得支持之时。同时，明朝的摇摇欲坠和清朝的蒸蒸日上，使达赖、班禅、固始汗审时度势，决定遣使前往盛京。

1642年，西藏使者到达后金，受到了热烈欢迎，“每五日一宴之，凡八月”。1643年，使者返藏，清太宗皇太极亲自为他们饯行，并命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人送至永定桥。使者还带回了清太宗给达赖喇嘛、班禅、固始汗以

及藏巴汗的信件和丰厚的礼品。清太宗对达赖喇嘛、班禅和固始汗的使者如此重视，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怀柔蒙、藏，使其宗教权、地方政权早日归顺大清王朝，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统治全国。通过对宗教的支持达到其政治目的成为清王朝对蒙、藏民族的宗教政策。

后金时期，清王朝与西藏地方上层人物的来往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表现出达赖喇嘛、班禅、固始汗及西藏僧俗人等对未来中央王朝的信任，并且成为清王朝与西藏几百年间中央与地方良好关系的开端。

1644年，清朝人关并定都北京。顺治帝特派遣使臣前往西藏问候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固始汗，并在西藏各大寺院布施。随后，顺治帝数次遣使人藏，延请达赖喇嘛进京。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率蒙藏官吏、侍从三千余人，启程前往内地。顺治帝派官员在代噶地方(今内蒙古凉城)迎接。

1653年1月，五世达赖到达北京。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五世达赖喇嘛“不期然”地相见于京郊南苑。这是清政府特意安排的，其目的是既让皇帝出迎五世达赖喇嘛，又不失“天下国家之主”的尊严。顺治帝还命令特意修建了黄寺作为五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的驻锡地。五世达赖喇嘛在京停留了两个月，受到甚为隆重的接待，获得了极为丰厚的赏赐。3月，五世达赖离京返藏。5月，五世达赖喇嘛在返藏途中停留代噶之时，顺治帝派遣官员前往代噶，赐给五世达

赖喇嘛刻有满、藏、蒙、汉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①。“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是沿用明朝对大宝法王封号的一部分，不同的是新加了一个“所”，以限定其管①“普通”，为梵文，译作“圣识一切”，是对显宗大德的尊称；“瓦赤喇怛喇”，梵文“执金刚”、“金刚持”之意，是对密宗大德的尊称。理佛教的范围仅在蒙、藏地区。清朝沿用明朝的这一封号，是为了表明清朝对明朝以分封确立同西藏政教首领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的历史承袭。“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则是沿用俺答汗赠予三世达赖喇嘛的全部尊号。

顺治帝对五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使达赖喇嘛的封号与其在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正式确定下来，从此历辈达赖喇嘛的认定都必须经过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而且成为一种制度流传至今。这不仅是西藏宗教界对中央政府的认可，也是西藏僧俗民众对中央王朝的归附。尽管达赖喇嘛的称号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但一个蒙古汗王所赠之号与一国之君所封之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俺答汗代表的只是一个蒙古部落，而顺治帝代表的则是一个国家。从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开始直到清末，西藏的历辈达赖、班禅全部由清朝中央王朝进行册封，确立了清王朝对西藏宗教的领导权。

其次，清朝中央对五世达赖喇嘛的册封，让其“领天下释教”，说明他在藏传佛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从此达赖喇嘛世系代代相传直到今天。

再次，清朝对达赖喇嘛宗教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是对格鲁派的认定和支持，对于格鲁派的发展、势力的扩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清朝中央的册封，格鲁派获得了在藏传佛教中的统治地位。

在对五世达赖喇嘛册封的当年，清政府又册封了当时掌握西藏地方军、政大权的和硕特蒙古汗王固始汗。顺治帝册封他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并赐给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的金印、金册，确认固始汗是领有封地、有权统治当地人民的汗王。因为达赖喇嘛只是西藏的宗教领袖，西藏地方的其他权力全部掌握在固始汗手中。清王朝不仅要取得在西藏的宗教管理权，而且还要取得在当地的政治统治权，让西藏成为大清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顺治皇帝对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的册封，正式确定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权之间的属领关系，使西藏的僧俗统治纳入了清王朝的势力范围，为以后中央王朝对西藏的全面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早期施政的重要措施。

第二节康熙年间的治藏政策

五世达赖喇嘛受到清朝册封后，地位和声望大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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