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贫富差距问题(3)

为15%,已经达到了某些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保障水平,而农村只有0.18%;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 324元,而农村人均只有13.2元,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是农村的100倍。2008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仅5 595.1万人,覆盖面很小;新农合的覆盖率较高,但待遇水平较低,难以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

（四）、教育与贫富差距

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2004年对3200名进城的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他们按照教育水平分类的平均月收入如下：小学未毕业760元，小学毕业815元，初中毕业960元，高中毕业1268元，大专毕业1554元。这清楚地说明了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以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为例，北京市2003年为10.2年，云南省只有6年；北京市初中升高中的比例是96%，而安徽、河南、内蒙古和云南都不到35%。按城乡分，同年全国城市初中升学率为77%，而农村和县镇合计仅为29%。2004年全国高校学生人均学费约5000元，而同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仅2936元；农民家庭多数负担不起大学学生。目前，我国教育存在重城市、轻农村，重高教、轻普及，重应试教育、轻素质教育，重名校、轻普通学校的倾向。这些事实说明，目前教育机会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如果在一个国家接受 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那么就意味着；劳动者起点上的不平等，未来的命运和收入水平会大相径庭，无疑将会带来收入差距扩大。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项重要原因。在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人员。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国家财政投入又不足，这样就会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一中恶性循环。

第四章 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几点建议

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扩大是党和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的目标之一，要解决我国贫富差距悬殊这一社会现象，单靠某一方面是不能奏效的，它必须通过全方位的配套改革，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为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应着重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是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我国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切实措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国的首要任务。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向社会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

（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继续把“有形手”和“无形手”结合起来，遏制贫富差距扩大趋势，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

我国农民目前所从事的多为传统农业，其特点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周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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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自然风险高、生产效益低，与城镇居民的生产、经营及服务相比差距很大。城镇居民的生产、经营及服务往往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生产周期短、劳动生产率高、工资福利待遇较好的环境下进行的。可以说城市现代产业优势与传统农业劣势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相应的对策就是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扶贫力度，引领农民走科技致富之路。这是遏制和缩小贫富差距最主要的措施。扶贫要侧重于开发式扶贫，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我们要把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要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意识，因为这才是贫困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大力发展和完善各类要素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调节作用，在初次分配中增强市场竞争性，注重提高经济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逐步强化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当前，按照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我们应逐步加强政府对的好人分配差距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建立稳定的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力度，对社会低收入阶层、贫困阶层和贫困地区予以有效援助。当前，政府应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公平的分配规则，注重消除由于体制转轨出现的分配规则不公和机会不均等理顺分配关系，促进规则公平和机会均等。

（三）、大力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

孔子在两三千年前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如果教育都不能公平，不就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了吗？教育公平是时候公平的起点，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人们接受教育的不公平直接影响到经济收入的不平等，扩大了贫富差距。首先，我们的国家要使每一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当前，教育资源要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倾斜。

切实抓好农村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民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如今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穷怕了的农民出现了一种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过渡狂热，由以前的“ 一切向前看”变成了现在的“一切向钱看”。而这种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极易造成对文化精神领域的忽略。许多农民家长不但不注重自身文化知识积累与素质提高，而且也不注重对自己子女的教育和智力投资。他们认为花钱供孩子上学，不如让孩子早早出去挣钱。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以前只要考上大学国家就分配工作，而现在就算上了大学也未必有工作, 还是早早挣钱最实在”。他们的这种只看到短期经济利益的思想，使得农村辍学现象很难得到有效控制，久而久之，就造成农民整体素质提高得慢，加大了农民走科技发展之路的难度。所以让农村摆脱贫苦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努力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农村的教育发展了，农民的素质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较大的提高，他们就会很快地走上科技致富的道路。据统计，一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43％；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108％；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300％。大学毕业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是小学毕业的劳动者的2.1倍， 是初中毕业的劳动的1.4倍，是高中毕业劳动者的1.2倍。总之，消除我国现存的贫富差距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 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科教方方面面, 需要国家的大力投资和政策上的倾斜, 也需要国家对于分配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进行有效的治理; 需要社会的扶贫救济, 还需要贫困阶层自身的发愤努力。此外，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投入，继续加强普及初等教育，改善贫困地区教师生活条件，杜绝教师大量流失现象。积极推进贫困地区教育改革，保证贫困家庭子女就读，不能因家庭贫困而失学，杜绝新文盲的产生。

（四）、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消除导致收入不平等中的非法、非正常和腐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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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的中方高级职员，直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都有人靠非法手段在短时间内暴富。从全国来看，非法非正常的致富手段主要有：一是利用市场法律法规不健全，搞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与经营，通过坑害消费者赚黑心钱而致富；二是利用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机制不健全，特别是价格结构不合理，通过垄断经营、不正当竞争等手段获取暴利而致富；三是利用新旧体制并存，钻改革的空子，通过“炒产权”、“炒批文”、“炒贷款”、“炒房地产”、等成为暴发户；四是利用职权的便利，假公济私，侵吞国有资产、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而致富；五是从事非法活动获取暴利而致富，主要指依靠偷税漏税和黄（黄色行业）、蓝（走私）、白（贩毒）、黑（黑道）四色而致富。[7]对于这些以不正当手段致富者应取缔其非法经营，收缴其非法所得；对违法乱纪者要依法严惩不贷。这是遏制贫富差距悬殊的当务之急。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要取缔非法经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坚决依法惩处。因此，要继续有力地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堵塞体制上的漏洞。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逐步建立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此同时，合理确定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支付水平，应当理性有效地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支付水平，加大保障力度，支付起点不应再一味的强调“相对低一些”。其次，建立多样化的社会保障模式。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模式，以满足对社会保障的不同需求，解决保障不足问题。多样化的社会保障模式由多功能的社会救助体系和包括国家强制的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险、有缴费决定或自愿购买的补充保险在内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构成。再次，扩大筹资渠道，实现社保资金来源多样化。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财政转移支出，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要求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使用。这就要求拓宽集资渠道，实行多样化的筹资模式，即实行以部分积累制为主体，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并存，个人账户制、捐赠、发行彩票和志愿者服务等形式相结合的多种来源渠道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最后，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形成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的社会保障运行管理体制。

（六）、改革税收制度，加强税收杠杆的调控力度

1.加强收入管理，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

在以市场经济为主而配置社会资源的国家中，税收杠杆的作用极其重要。实践证明，税收杠杆的作用发挥得好，会很好地调节收入差距，限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就相当富有成效。在美国，对于个人收入所得税，累进税制对收入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征税标准。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在经过累进税制的调节之后，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之比，有着很大程度的降低。例如，作为单身纳税人，最高收入者收入是最低收入者税前收入的11倍，在经过税收调节之后，其下降为7.8倍。所以，在初次分配当中，国家应该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鼓励人们合法追求高收入，但在税收杠杆的使用过程中，则应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可是在我国，长期以来不同经济单位人们收入的来源各不相同。兼业收入、灰色收入和地下经济的交易收入等，也颇为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税收调节的力度。如何在未来加强各个不同经济单位从业人员的收入管理，增加收入的透明度，是当前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在改革的各个不同阶段，尽管导致贫富分化的原因主次有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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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外经济单位的逃税漏税，是不同业主资金迅速扩张的一个主要原因。不管是个体工商户，还是私营企业主，还是外资企业老板，以少报利润或制造账目的虚假亏损、以拉拢腐蚀税务管理人员等方法来逃税漏税的概率极大。公有企业在改革的后期，也效法了体制外经济单位的这种做法，搞内外两本帐。这一方面牺牲了国家税收收入，另外一方面也导致了腐败和非法收入的增加，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

2.提高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

我国于1994年建立起来的税收体系中，流转税为主体，增值税为主导，所得税只占据非常低的比重。这种税收结构在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方面作用并不显著。有人曾经推算，我国流转税的三大税种占全部税收的53.3%，增值税占38.6%；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合计占16.9%，其中个人所得税仅占3.9%（许健，2000）。在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太低的情况下，无法发挥其“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最近，虽然所得税比重较以前有所提高，但与国民收入分配资金流向个人的比重相比，仍然属于失衡状态。 3.开征某些特殊的税种如遗产税、财产税等

对于那些拥有金融资产的人开征了利息税之后，很多城市高收入者将金融资产及时地转化为预期可以升值的房地产。这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上表现得极为明显。甚至于使某些经济适用房非但没有成为改善贫困阶层人们住房条件的调节手段，反而转化为中产阶层或高收入者敛财聚财囊中之物。基于此，有必要对那些置办了大量不动产如房地产的高收入者征收一定程度的房产税。

很多市场经济国家都适时征收了遗产税，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未曾开征此项税种，但在贫富差距拉大的今天，遗产税的开征，就具有了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五章 我国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的不良影响

邓小平告诫我们：“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且改变起来难度很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必须面对贫富差距扩大的现。 因此，关注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不稳定的社会结构

贫富差距决定着社会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社会学家根据处于社会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社会成员的比例，将社会结构形象地分为“金字塔型”、“哑铃型”、“橄榄型”三种类型。其中，“橄榄型”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而“金字塔型”和“哑铃型”都是非稳定型的社会结构。目前我国属于“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即便以北京为例，目前也没有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因为，目前北京市处于中下层和下层的人数仍然较多。全市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比重仍较大，均达到60%左右。因此，总体上来说，北京市属于非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这种类似“金字塔型”的高低明显、底层较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仍然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而且，由于社会底层人数较多，社会保障制度势必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

（二）、贫富差距过大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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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与社会成员对现实状况的满意度密切相关，社会不满是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的源泉之一，大范围的社会不满是社会动荡的温床，在特定条件下，社会不满会由于某个或某些因素的刺激而突然爆发，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能量，使社会陷入不稳定状态之中。当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极易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我国的传统文化使人们对贫富差距较为敏感，承受能力也较弱。西方的文化传统强调竞争和个人主义，重视权利和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因此社会大众往往把贫富差距归结为个人问题，习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去追究政府的责任。我国的文化传统却不同，人们往往更关注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权利、机会的平等，同时，对个人的独立性强调也不够，而是强调对政府的依附和顺从。正因为如此，当贫富差距扩大时，人们的承受力差，而且容易将扩大原因归咎于政府，贫困者也习惯性地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于政府的扶植

和救济。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大量社会不满的产生 第二，导致贫富差距的不合理因素的大量存在，进一步激化了社会不满情绪。权钱交易、体制性垄断等非公平因素的存在，使贫富差距不合理扩大，也使很多社会群体在改革中不仅没有共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有的甚至现实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内心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失衡。据2005北京市社情民意课题组调查，有54.7%的被访农民认为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平。在这种心理状态 下，人们极易采取过激行为宣泄心中的怨气，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

第三，我国贫富差距产生和扩大的时间过程较短，也是易引起社会不满的重要原因。在西方，贫富差距由来已久，有的甚至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重。而我国在改革初期，社会成员相互间在资产占有上几乎是无差异的。也就是说，目前的差异是改革开放27年来才形成的。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人们相互间的资产占有从基本无差异迅速扩大到目前的状况，处于较差社会状况的社会成员对现实状况的满意程度必然会大幅度下降，而那些处于较好社会状况的社会成员也会对现实状况产生不满，社会矛盾和摩擦必然加剧。

（三）、贫富差距过大容易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

首先，当财富分配较为合理，贫富差距较小时，人们会把时间、精力和智慧集中放到如何创造财富上，这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当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时，社会成员就会更多地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放到如何使财富的分配对自己有利上，而对财富的创造失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引发

和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造成强烈冲击。

其次，贫富差距拉大使少数先富者对自己拥有的财富缺乏安全感，从而抱着不良动机参与政治生活，而获得了政治资本的先富者，其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能够运用自己的巨大能量为极少数富人谋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为社会稳 定留下隐患。

第三，贫富差距过分拉大将导致思想观念冲突和价值冲突日益激烈，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差别越大，社会意识的差别也就越大。随着阶层分化的加剧，贫富阶层由于各自的经济、社会、政治生存状态的明显差异，其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分歧也势必越来越严重，这种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消解，必定会对主流文化的不 同形成挑战，进而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动摇社会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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