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贫富差距问题(2)

距日渐突出。就有形资产而言，我国的富有家庭已经拥有了私人豪华别墅、私人小汽车以及其他耐用高档消费品，资产上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相反，贫困家庭特别是赤贫家庭，有的家产不足100元，有的家产不到30元[①b]。又拿无形资产中的金融资产来说，我国占居民家庭总数38%的贫困、温饱型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城镇居民全部金融资产的11.9%；而占居民家庭总数7%的富裕、富豪型家庭所占有的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却达30.2%。富裕阶层金融资产收入人均是贫困、温饱阶层金融资产收入的93.4倍。显然，金融资产收入分配分布极不均匀，明显倾斜集中于少数富裕阶层手中。目前我国居民存款额达3.5万亿元，但分布也极为悬殊，富裕、富豪型家庭的存款数额是一般城镇居民存款额的20倍。财富拥有差距之大，让许多人为两极分化的出现担忧。据统计资料表明，占全美1%最富有的家庭也不过只占有全国40%的财富。因此，我们对财富拥有差距将产生的不良后果未能掉以轻心。

（二）、农村内部收入不断扩大

改革以前农村收入分配具有很浓的平均主义色彩，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资料，1978年的农村基尼系数被估计为0.21—0.22之间，收入差距处于相对均等的区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呈现逐步扩大到趋势，尽管中间有的年份有缩小的趋势。从表1-1的数据可以看出，1981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24,1990年上身为0.30,1999年继续上升到0.33，收入差距从相对均等的区间演变到相对合理的区间。表1-1的数据可能存在对农村收入差距的低估，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估计农村居民内部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为0.31,1995年为0.34,2000年为0.35。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利用1988年和1995年两次入户调查的数据，经过科学方法估算出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在1988年为0.34,1995年为0.42，收入差距从80年代末期的相对合理区间，到90年代中期，已经演变成为收入差距偏大的区间。尽管不同的研究者的出的具体数据存在着一定差异，但各方面的研究资料基本上支持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三）、城乡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恶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表1-2所示，城乡实际人均收入比率经历了近十年的上升期，这个比率从1985年的1.86上升到1994年的2.59，尔后经历了3年的下降，到1997年下降为2.21,1998年后又开始攀升，2000年上升到2.46。总体上看，尽管改革之初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80年代中后期以后，城乡差距呈上升趋势。市场化改革以后，农民在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中明显处于竞争的劣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减慢，每年人均实际收入下降。2006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 元，实际增长10.0％，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78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7.4％，是2002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2002年全国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是全国全年农村人均纯收入2476元的3.11倍。 2003年全国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 元，是全国全年农村人均纯收入2622 元的3.23倍。依次2004 年是3.21倍，2005 年是3.22倍，到了2006 年是3.29倍。这种差距倍数几乎是呈上涨趋势。按照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7.4％计算，达到2006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1759元要到2022年，也就是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落后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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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其差距（人均收入单位：元）

农村名义城镇名义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 消费价格指数 398 424 463 545 602 686 709 784 922 1221 1578 1926 2090 2160 2210 2253 739 900 1002 1181 1376 1510 1701 2027 2577 3496 4283 4839 5160 5425 5854 6280 1.00 1.06 1.13 1.32 1.58 1.65 1.69 1.77 2.01 2.48 2.91 3.14 3.22 3.19 3.14 3.14 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0 1.07 1.16 1.41 1.63 1.66 1.74 1.89 2.19 2.75 3.21 3.49 3.60 3.57 3.53 3.56 农村实际城镇实际城乡实际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比率 398 400 410 413 381 416 420 443 459 492542 613 649 678 704 718 739 838 861 837 842 911 978 1074 1175 1273 1335 1388 1435 1518 1685 1764 1.86 2.09 2.10 2.03 2.21 2.19 2.33 2.42 2.56 2.59 2.46 2.25 2.21 2.24 2.36 2.46 1985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资料来源：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388页，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1月。

（四）、区域之间贫富差距悬殊

表1-3 中国西、中、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年份 西部农村居中部农村居东部农村居A:C(%) 民人均纯收民人均纯收民人均纯收入（元）（A） 入（元）（B） 入（元）（C） 322.57 551.84 1519.74 380.32 649.45 2058.30 512.97 967.72 3236.55 62.88 57.02 46.96 B:C(%) 1985 1990 1999 （2）。

74.14 67.11 63.60 资料来源：杭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分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表1-3 各省人均GDP和人均收入 (单位：元)

省份 贵州 甘肃 云南

人均GDP 4215 5970 6733 人均收入 2765.76 2869.26 3064.26 7

省份 湖北 吉林 新疆 人均GDP 10500 10932 11199 人均收入 4468.85 4767.79 3829.09 广西 陕西 安徽 西藏 宁夏 四川 江西 青海 湖南 山西 海南 河南 重庆 7196 7757 7768 7779 7880 8113 8189 8606 9117 9150 9450 9470 9608 3687.86 3317.48 3429.63 3034.95 3479.20 3529.10 3701.82 3527.05 4075.27 3946.22 4456.54 3314.48 4154.66 内蒙古 河北 黑龙江 辽宁 山东 福建 江苏 广东 浙江 天津 北京 上海 11305 12918 13897 16297 16925 17218 20705 19070 23942 31550 37058 55307 4308.11 3993.66 4677.32 5259.76 5145.27 6365.46 6298.77 8633.80 9206.38 8703.78 12060.78 13881.86 资料来源：2004年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2003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数据计算得出。按照人均GDP顺序排列。

中国地域辽阔，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带来划分的话，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如表1-3所示，1985年，西部和中部的去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62.88%和74.14%，这两个比率到了1990年下降为57.02%和67.11%，到1999年又进一步下降为46.96%和63.60%。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在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快，构成了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发展模式还是发展速度都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差距，两个区域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困难，已形成了新的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的居民收入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由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西部地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10个省（市、自治区）人口2.58 亿，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5个省（市）的人口总数差不多，而两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比1980 年是1:1.87, 到了1999 年拉大到1: 2.77。1999 年上海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约为5480 元，是西藏牧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1258 元的4.36倍。在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要显著地高于城市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再看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指标，以人均GDP衡量的差距要更大一些。2004年，我国东中西部人均GDP的比值已经达到了2.52：1.31：1。如果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算，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市，已经达到55307元，北京市为37058元，最低的贵州省仅为4215元，上海市和北京市分别是贵州省的13.1倍和8.8倍，浙江、江苏两省也分别是贵州省的5.68倍和4.91倍。以人均收入衡量的差距要小一些，2003年，我国东中西部人均收入的比值为1.94:1.17:1。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算，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13882元，浙江省也达到了9206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2766元，上海和浙江分别是贵州的五倍。 上述内容充分说明，我国区域贫富差距甚远且呈日益扩大的趋势。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其进一步拉大，逐步使其缩小直至消除。

（五）、“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给贫富差距“火上浇油”。

“黑色”收入是指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毒、贩黄等非法经营收入。“灰色”收入是指偷税漏税、权钱交易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侵蚀国有资产所形成的收入。这两类收入都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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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性收入、非法收入。当前许多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毒贩黄的不法分子十分猖獗，从非法经营中牟取暴利。权钱交易、贪污、侵蚀国有资产的数额节节攀高。偷税漏税金额日趋上升。据报载，目前仅偷税漏税一项全国每年税款流失就高达1000亿元，相当于政府几年内欠下的全部内债，偷税漏税面达50%。这些“黑色”和“灰色”收入大量流入少数人的腰包，为个人收入“锦上添花”，却使得我国因正常性收入差距所形成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第三章 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导致我国居民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先天不足”的因素，也有“后天失调”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历史原因

（一）、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由不同民族相互融合形成的文明国度，近代以来我国人口迅速飙升，各民族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存在巨大差异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明显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格局。历史上东部地区沿江沿海地理坏境、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交通运输条件较中、西部地区优越得多。农业发展快,近代工业起步比较早，跟外国接触多,18000公里的海岸线, 能与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个港口通航, 港口吞吐能力占全国的90% 。初具规模的邮电通讯设备和较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为吸引外资, 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了条件, 也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些都是中、西部地区无法比拟的。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东部沿海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以及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较为灵活地运用市场机制领先发展投资回报率较高的产业，给投资者以政策优惠，形成了我国投资热点，促进了其高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五个经济特区的开辟，十四个沿海城市和一些条件较好地区的对外开放。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北起辽东半岛，南到广西北海的大跨度，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地带，有力地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据统计，1994年我国投资总额有350亿美元，其中有300多亿美元投在沿海地区，这就使中、西部地区本来就稀缺的资金、人才更为缺乏，经济更加落后。经济的落后造成人们收人减少，形成贫富差距的加大。

二、 相关政策的原因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帮后富”的方针，即“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积极进取、创新、敢于冒险、不安于现状、上与把握机会，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和积累了个人财富，并实现了个人经济地位的上升性流动。这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确实是先富起来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部分人和地区并没有贯彻落实“带动另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裕起来”。

（二）、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不可能采取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只能是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多种经济成份的并存还决定了收入形式的多样化，除工资收入外，还有经营收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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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入、股息收入和租金收入等。由此，造成收入差距就不可避免。

（三）、一些人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对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了快速发展经济，国家政策一直是向效率倾斜的，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的一切才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中国在改进了经济效率的同时，并没有有效地兼顾公平。我国分配体制改革的基本导向是反对平均主义，这一基本导向为社会分化提供了社会氛围、政策支持。近年来，政府也意识到了在解决公平问题方面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出台了一些兼顾公平的方针、政策，但它们的效力并不是很明显，问题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的。

（四）、税制缺陷和不法收入

毋庸置疑，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一些灰色收人和黑色收入的存在与增加, 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加大。我们党的政策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目前社会上有一些腰缠万贯的大富翁, 并不是通过诚实劳动挣来的, 而是靠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和靠钻国家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得来的。据权威部门估计，我国每年流失税收500亿元，其中，个体私营的实缴税款只占应缴税 。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偷漏的大部分“划”到了小集体或个人的腰包，特别是权力进人市场。有些人把权力当作商品，靠权钱交易获取暴利。还有一些人钻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立法跟不上的空子，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使灰色收人增加。据测算，我国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以千亿元计，其中个人回扣不少于 亿元，灰色分配不少于 亿元。正是这些黑色收人和灰色收入的增加，一部分人成了暴发户，加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

（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内容及覆盖面和待遇水平方面均有较大差距,农村居民享受不到完善的社会保障,面临巨大的生活负担和返贫致贫的风险,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建国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中国的社会保障就已经表现出城乡的差异，农村只有自然灾害救助、五保和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正式的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后社会保障体系开始重建,在城市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而在农村,合作医疗瓦解后没有建立起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农民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障,同时农村的养老保险在1991年部分试点后又停滞下来,农村仅有五保供养在发挥作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较城市存在很大的差距。

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发展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得以建立健全,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在农村建立起来,但其保障水平偏低,同时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依然很不完善,城乡在社会保障制度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1991-2001年中国城市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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