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解释“左”与“右”(5)

人来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唐生智手下的军官，纯粹是天方夜谭。

6月17日，武汉政府正式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21日，武汉方面所有人都指望并以为依赖的冯玉祥发表通电，要求遣送鲍罗廷回国并驱逐共产党人，宁汉合作，共同北伐。28日，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公开通电，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已迫在眉睫，而莫斯科居然仍旧相信可以拉住汪精卫。它一面决定给汪数百万卢布，以诱使汪不致倒向南京，一面去电报谆谆告诫汪说，国民党必须实行土地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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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必须同共产党联合起来，改组国民党，并从工人、农民中提拔新的领导人。

6月26日，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等一同召开了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从记录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已不胜其烦。其实，进入武汉政府时期以后，无论进攻，还是妥协，都未必能够找到改善国共关系的办法了，更何况这样不进不退，争论不休。陈独秀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右的，一条是左的。右的一条是放弃一切，左的一条是反对一切。走这两条道路我们都将垮台。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就是把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也许可以找到第四条道路？”而他最终表明的态度其实就是：只要我们还参加国民党，我们就不能不妥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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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真正的独立可言。“如果我们想在政治上独立自主，我们就应当退出国民党”。

没有人赞成退出国民党，鲍罗廷甚至说，莫斯科认为退出国民政府都是冒险。用周恩来的话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因为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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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毕竟在国民党的军队中还开展着不少的工作。

6月底，眼见武汉政权陷入危机，国共破裂在即，莫斯科突然火烧眉毛起来了。又是发电打气，又是大笔汇款，说是要通过武装工农，组建新军来“挽救革命”，为此“应该准备做出各种牺牲，我们方面准备给予一切可能的进一步的物质支持”。但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并且莫斯科仍旧寄希望于汪精卫，仍旧坚持共产党“必须在国民党内”，仍旧坚持要由国民党来领导革命。它给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电报明确讲：必须“使国民党民主化并让它领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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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性革命运动”。

陈独秀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国际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了，他更不相信靠国民党可以“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从6月中旬起，他已经在全力部署恢复湖南党组织的工作，组织农民自卫军对许克祥的“救党委员会”进行反击，展开抗租运动。对敌军，他主张“大队来则避，小则与之打”，实在站不住的，赞成毛泽东的提议：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认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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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山”，“当兵最好”。陈独秀很明白，为应付国共关系破裂非预做准备不可了。可是，陈独秀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

7月5日，陈独秀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鉴于“上面国际责难，下面同志非难”，败迹已显，却不知出路何在，陈独秀终于赌气辞职了。区区一介书生，仅凭一腔热血，一肚子墨水，投身于政治革命的激流险滩中，摸爬滚打几年下来，他始终不曾真正跟上莫斯科多变的思路。到了这个时候，他更是适应不了莫斯科的思维方式了。在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如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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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至此，陈独秀离开了他曾经呕心沥血地为之操劳了6年之久的中共中央。他因此也背负起了“右倾投降”的罪名。继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在陈独秀辞职几天后就公开发表文章，点名批判“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又过几天，《真理报》进一步给陈独秀戴上了“右倾分子”和“投降路线”的帽子，说他是“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的机会主义代表”，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的“右派领导人”，说他提出退出国民党就是“将整个革命领导权统统交给资产阶级”，“是在民族资产阶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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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投降”。毫无疑问，俄国人当年的这种批判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仍旧有不少研究者在借用这类政治批判的语言来讨论陈独秀历史上的是非功过。

未必多余的话

与1927年共产党所遇到的危机比，共产党在江西时期的遭遇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当时共产党在偏辟的农村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终于有条件按照自己的愿望建工农政府，搞土地革命了，一时间轰轰烈烈。但同时，其消灭一切富裕阶级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左倾政策，再度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最后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几乎又回到了白手起家的地步。但是，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们重新拾起了曾经被他们抛弃了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取得国民党的谅解和社会各阶层的

同情，再行国共合作，他们放弃了激进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政策，并且承认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挥。中共的基本方针，也从强调两个政权的生死决战，主张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到转而强调“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强调要争取政治领导而非组织领导；强调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毛泽东甚至重提党内合作建议，保证可以照当年蒋介石那个《整理党务案》的办法，共产党“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决不在国民党内组织秘密党团和秘密支部，决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125]

很明显，共产党人做了重大的原则性的让步与妥协，但他们换取了国共合作，同时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新生。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们再也没有实行过土地革命的政策，只搞减租减息，实行团结争取从贫农到地主的农村统一战线。结果，经过了8年时间，他们从极其弱小的一方，变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举足轻重的大党，有了足以同国民党抗衡的上百万军队。

比较两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对共产党而言是失败的，第二次对共产党而言却是成功的。同样强弱悬殊，何以第一次失败，而第二次成功？

比较的结果，第二次的成功，有许多因素，比如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虽然仍旧容易引起磨擦和冲突，却因为划地为界，因为党员没有双重身份，不能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内身居高位，不能以秘密党团形式实际掌控国民党的党务、政务，不大容易使国民党人感受到太直接、太强烈的威胁，再加上有外敌强大的压力存在，形式上共产党始终还是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大容易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全面破裂。但是，第二次的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共产党人的政策得宜。所谓政策得宜，就在于第二次合作期间，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共产党都没有实行如同第一次合作时的那些激进的革命措施，没有搞土地革命，从而保护了统一战线，争取了舆论，赢得了人心。

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因为在第二次合作期间，在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有干部的情况下，还实行比较温和的社会政策，而指责其“右倾”。同样的道理，在第一次合作期间，在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陈独秀主张暂时退却妥协，不搞土地革命，如何就能定性为“右倾投降”？实际上，在共产党既无军队，也无政权，又是在国民党的地盘上，经验、政策、干部等等等因素都成问题，根本无力引导和约束工农运动的情况下，坚持在中国推行土地革命之类的激进政策，恐怕只能说是共产国际的一种盲目的政策选择。共产党后来不是没有再搞土地革命，但那已经是1946年以后的事情了，即是在国共关系再度破裂的情况下，在有强大军队的护卫，又有大批经过训练的干部指导，并且是在自己占领区内等种种特定的条件之下才进行的。即使如此，其政策规定也反反复复经过了两三年时间的修订。而当他们终于可以占据城市之后，他们也根本反对把农村的方式搬到城市里去，坚持维持城市现状暂时不变，不仅不触动小资产阶级，而且不触动资产阶级，坚持有政权的、由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缓慢而温和的渐进式的变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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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仍旧特别注意反对工人、农民中的无政府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何以陈独秀当年在既无军队，也无政权的情况下，就不能限制工农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不能主张暂时退却呢？

通过简单的对比可以看出，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无疑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严格地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之下，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既没有多少神来之笔，也不曾惹下过滔天大祸，他在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是言听计从的。但是，恰恰是在少数情况下陈独秀的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却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求实态度。比如，他几次提出的改行党外合作的建议；比如他较早地提出军事因素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问题；比如他自1926年底以来力主引导工农运动，约束“过火”行为，以及最后几个月坚持退却而不是进攻的策略思路。当然，由于理论、经验的欠缺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由于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陈独秀的一些主张未必很妥当，未必真的具有可操作性。但就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历史关系而言，这种独立思考恰恰是推动中共领导人逐渐成熟起来，最终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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