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解释“左”与“右”(2)

革命”。尽管决议再度重申了共产党人要加紧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观点，但强调的重点已经明显变化，原来要求共产党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方面，如今则强调，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只是共产党人“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它并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说：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共产党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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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共产党应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一面强调民族革命是中心任务，一面要求共产党仍旧要把组织工人当成“重要而特殊的任务”，这无疑给中共中央出了一个难题。

其实，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需要实行联合战线的观点，与陈独秀的看法并无太多矛盾。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加紧在革命的过程中为社会革命的目的组织无产阶级，还是全力去帮助资产阶级首先实现民族革命？

自建党伊始，陈独秀就认定，落后于俄国的中国，一定要按照俄国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即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功二月革命，再联合工农成就自己的十月革命。他几度公开发表文章，说明中国革命之所以要两步走，就在于“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只不过，陈独秀一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资产阶级也同样幼稚。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远远大过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力量最后势必大过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成功后，紧接着自然是一场“十月革命”，“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认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争取和组织无产阶级，壮大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以便民主革命成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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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在最短时间一举而成就社会革命。共产国际转而突出强调民族革命，这与陈独秀最初的观点显然有多少差别。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国内舆论与社会对此竟没有太强烈的反响，对京汉铁路罢工负有领导责任的共产党人因为自身力量太小，虽义愤填膺，却也一筹莫展。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它一定的道理：必须首先集中全力打倒封建军阀，否则难有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实行阶级斗争的有利环境。

“二七”惨案之后，国际代表马林首先开始写信给莫斯科，尖锐批评共产国际根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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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强调在中国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说这纯属“幻想”。当然，马林未必真的主张取消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他其实就是希望共产党人只要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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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

来自共产国际和马林的影响，也促使陈独秀更深刻地体会到走好革命第一步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而“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及建设的责任。中国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如今，“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共产党人很清楚：“虽然明知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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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直接从事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幼稚的劳动阶级和幼稚的社会主义者，要想在推翻帝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做他能做的工作，除了国民革命运动，还有何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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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与马林结成了统一战线，突出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强调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推动国民党左倾的工作上来。三大通过的决议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即一面强调保存党的组织，努力从工人群众，包括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觉悟的革命分子，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一面解释说：由于工人阶级尚未强大，不能发生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党员应当加入国民党。而整个决议的中心在于说明：“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故“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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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过多地注重国民党，并且把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到发展扩大国民党的问题上来，也难免产生陈独秀过去曾经担心过的问题，即使共产党人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一面坚持：“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

动，须受本党之指挥”，并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一面又叮嘱说：这一切作法要自然，“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可见，涉及到任何可能引起国民党反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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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人都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

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陈独秀等人当初之所以反对加入国民党，很大程度上就是担心会因此受到国民党的纪律束缚。而中共三大刚刚开过不久，孙中山和广州的国民党人就因陈独秀等在《向导》等刊物上批评国民党，而大起纠葛。孙中山甚至当着马林的面提出警告，扬言陈独秀若再不收敛，就要把他开除出国民党。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不通过决议，决定避免在报刊上过多刺激国民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开始启动国民党改组工作，一批国民党元老再度借机抨击陈独秀“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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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又引起新一轮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除在三届一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强调谨慎以外，陈独秀还不得不发表文章，公开表示共产党纯以国民革命为重，并无社会革命之计划。他表示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若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如俄国1917年从二月革命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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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国民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陈独秀的这段说法，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二次革命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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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想要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有了充分发展后再谈社会革命。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未必有什么错误，因为俄国的二月革命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取得了政权，然后再由布尔什维克发动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的。何况，即使在上面的表述中，陈独秀也并没有断定将来中国的二月革命不会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联系到在他主持下刚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决议，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虽然是含混地，却是特意地强调了彼时“也许有新的变化”，足以看出陈独秀这时其实并未放弃取得国民革命领导地位和希望迅速实现十月革命的愿望。他之所以没有像过去那样断然否定存在着资产阶级建立稳固政权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像上面的文章本来就是为了消除国民党人的疑虑而作的，不能不讲得比较含混些。我们很难简单地把它同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划上等号。

据说，有关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与“二次革命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要不要将无产阶级领导权贯彻到底的问题。前者主张无产阶级不仅要领导十月革命，而且要领导二月革命，以便由二月革命紧接着就不间断地转向十月革命；而后者则放弃二月革命的领导权，等于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任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然后再由无产阶级领导十月革命。然而，这种看法大概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不要说陈独秀依据的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布尔什维克没有掌握二月革命的领导权没有错，陈独秀何错之有？何况陈独秀也并非不想要所谓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的力量对比，当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公开利用党内合作的条件从国民党内部来夺取其领导权又势必导致统一战线破裂，进而导致民主革命严重受损的情况下，想象一下中国可能也将不得不像俄国那样，经历一个从二月革命克伦斯基政府到十月革命劳农政府的转变，又何错之有？

关于领导权问题要随着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只要比较一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就应该能够有所了解了。毛泽东当时曾多次讲：未来只能是与国民党一道，并且是以国民党为主体来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用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独裁加若干民主”，领导权多半仍旧在国民党手里。他开始时甚至讲，那时不用十月革命了，到一定时候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国共两党大家开个会讨论讨论，“通不过，慢慢再来”。即使在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说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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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相当慎重，只是使用了“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说法。很显然，没有人因为毛泽东一度讲过这样一些话，就认为他右倾，或是说他主张“二次革命论”。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多半只是因为陈独秀、毛泽东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而对未来前途的估计变得比较实际一些而已。同在1923年，身为陈独秀（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比陈独秀的看法实际上更为悲观。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以中国当时的落后，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商人的作用较工人、农民“尤为迫切和重要”，强调“商人的团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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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声势越大，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如果我们说陈独秀主张的是什么“二次革命论”，那么毛泽东呢？

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冲突

陈独秀是不是准备“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是不是从此把国民党的利益置于共产党的利益之上，准备让“资产阶级”来当权，这一点从陈独秀1924年同鲍罗廷的冲突中间，可以看得更清楚。

1924年1月，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全力推动下，国民党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依照俄国共产党的形式进行了全面改组和重建。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党部等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都是中共党员。尤其是负责组织发展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基本上都是依靠中共党员在工作，中共总共只有200多名党员，差不多都担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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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重要发展工作。以致从1923年10月以后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几个月时间里，中共自己的活动大大减少，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担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明确告诉鲍罗廷说：我们的党员无法抽出时间做群众工作，已经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仅以广州为例，国民党9个区委会，64个支部，党员7780人，共产党的干部党员只有30余人，目前主持9个区委中的5个，和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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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支部中的13个，就已经忙不胜忙，自然无暇顾及自己组织的发展问题。

对于这种情况，负有苏联外交部使命的鲍罗廷似乎比较满意。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萎靡不振”，不过是读些小册子然后把它们散发出去而已，只是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当中，他们才变得“人心振奋”和“异常活跃”起来。在莫斯科对中国事务有极大发言权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兴致勃勃地称赞中国共产党人有纪律，说他们没有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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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左派言辞给国民党一大制造麻烦。话里话外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共的发展不仅毫不关心，而且生怕中共惹麻烦。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此却明显不满意。维经斯基就专门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共的同志们加入国民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因此停止了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和知识分子中的宣传组织工作，这是不妥当的。他明确认为：“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共产党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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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学会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为国民党工作。

1924年5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维经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等领导人召开了中央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一反共产国际决议过去关于国民党是一个包含四个阶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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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集团的含混说法，肯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党；一反鲍罗廷必欲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真正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党的计划，断言“国民党依它的社会成分（阶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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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一反中共三大关于“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的主张，提出：党现时的根本任务是“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狠（很）大的错误”。会议的基本目的，明显地在于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发展，认为只有成功地训练好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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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

根据已有的资料，可以知道维经斯基在五月扩大会议开会前半个月就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不断地开会”，陈独秀所介绍的国民党内右翼势力强大的情况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会上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陈独秀虽与维经斯基同一立场，决心一面加强自身的发展壮大，一面在国民党内加强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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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难想象，他未必没有同样激烈的想法。会后，陈独秀马上就向鲍罗廷提出了公开共产党人的左派面目，使派别斗争合法化的问题。国民党内这时批评苏联对华政策和中共党团活动的舆论正烈，鲍罗廷穷于应付，也乐得把这一分歧归结为派别斗争。他于是公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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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

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暴露无遗。由于党内合作的关系，所有共产党员都已是国民党员，不管陈独秀等人以何种名义发表批评国民党的言论，都不免被国民党人看作是党员反党的证据。不过几个月时间，国民党内检控共产党人违纪，进而联署反对共产党“跨党”的案件就有20多件，党员达2000余人。到6月18日，更进一步发生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共党案。让陈独秀深感意外的是，孙中山对此不仅不压制，反而决定开中央全会进行讨论。

陈独秀自国民党一大以来，一直都把孙中山视为国民党左派。因此他坚持适度的批评，并不担心会引起严重问题，因为他相信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完全可以压制右派。但进入7月，孙中山同意讨论弹劾案之后，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看法都开始变化。鲍罗廷断定：“让左派去打击右派是困难的，这样做国民党必然灭亡”。而陈独秀却告诉维经斯基说：

国民党内大部分都是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位领导人只是中派，而不是左派”。“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他建议：“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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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

五月会议本来就激起共产党人对党内合作形式的潜在的不满，随之而来的两党矛盾的白热化，不可避免地在党内激起了一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浪潮，陈独秀显然也在考虑万不得已时的办法。鲍罗廷见状急忙做广东区委的工作，劝说广东区委于7月15日通过一项决议，批评中央准备退出国民党“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他同时写信给瞿秋白，通过瞿转告陈独秀：“我们的同志现在对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太多”，不了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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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个方针应该是召集和组织国民党左派”。

不论陈独秀是不是得到了来自广州的劝告，他显然我行我素。在7月21日的中央通告当中，他以“委员长”的名义通告全党称：五月扩大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此时国民党只有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为此，陈独秀要求各地党组织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要以各种方式公开表示对右派的不满，努力获得和巩固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并且“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吸收一切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左倾分子，以“形成国民党左翼与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陈独秀虽然没有在通告中谈及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且仍然主张“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他无疑是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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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万一破裂，另组“新国民党”的准备的。

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始专门讨论容共问题。瞿秋白刚好应鲍罗廷之邀前往广州，被鲍罗廷推举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一同与会。当他从鲍罗廷处得到消息，得知鲍罗廷和孙中山内定成立一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国共分歧问题时，马上专信告知上海。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直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极其强硬地规定：（一）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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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由于当时上海与广州之间的通讯条件十分落后，陈独秀得到瞿秋白通知，再开会做出决定，发往广州，实际上已经成了马后炮。没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全会上采取进攻的态势，鲍罗廷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辩解，反对国民党中央监委提出的请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提议，但仍旧赞同了那个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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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消息传来，上海的中共中央内部一片愤怒。蔡和森等人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所实行的一整套妥协路线。陈独秀则倍感沮丧。他在随后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明了这一可悲的情况，称：“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虽然不能开除我们，但却利用右派来压制我们，“目的在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令人气愤的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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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经过一系列紧急磋商后，陈独秀派高尚德赶往广州，以传达中共中央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贯彻中共中央进攻路线，决心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并通过决定规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瞿秋白9月23日刚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等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不管瞿秋白如何解释说，国民党全会的决议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中共中央还是强硬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批评瞿秋白的同时，谴责鲍罗廷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陈独秀一面要瞿秋白通知鲍罗廷：中共中央决定召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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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政治磋商，一面上书共产国际远东部，要求共产国际对鲍罗廷提出警告。

就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严厉批评鲍罗廷的同时，高尚德在广州也推动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展开了同鲍罗廷的辩论。

广东区委这里与鲍罗廷的争论也颇为尖锐。共产党人不赞成孙中山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江浙军阀卢永祥来对抗直系军阀吴佩孚，鲍罗廷却不予反对；共产党人不赞成国民党

工人部部长廖仲恺以支持北伐，服从大局为名，强迫广州印刷工人停止争取改善自身权益的罢工，鲍罗廷却坚持劝说共产党领导人要工人复工；共产党人反对听任商人资本家组织武装威胁广州政府，鲍罗廷却赞同孙中山搞所谓“新经济政策”，用所谓实行广州自治的办法来缓和紧张局势。不仅如此，共产党这时与国民党还有许多具体矛盾，如共产党人前脚帮助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国民党区党部后脚就强行予以解散；共产党人刚刚召集了民众大会，就有国民党军队前来抓人。由于共产党人始终是以国民党干部的身份出面做群众工作，国民党人的破坏已经使共产党人的工作开始陷入困境，使民众也产生了恐惧或困惑的心理。对此，鲍罗廷更是熟视无睹。

正因为如此，当高尚德带来陈独秀等人的意见到来后，以谭平山为首的广东区委立即召开会议，同鲍罗廷进行了长达几天时间的反复辩论，明确主张，即使不退出国民党，也应该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尤其应该拒绝在工人部和农民部工作，否则无法独立地出面争取和保护工农的利益。会议并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做出决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涉及有关地区性的问题时，鲍罗廷只能参加由谭平山、冯菊坡、周恩来等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并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进行工作；涉及全国及全党性的问题，鲍罗廷则必须与中共中央代表协商，并报中共中央同意。

由于10月中旬突然爆发了广州商团叛乱事件，10月下旬又突然发生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中共中央以及广东党组织与鲍罗廷之间的冲突，不得不暂时地搁置起来了。但到一个多月后，即维经斯基再度来到北京和上海，先后参加了12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和1925年1月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个问题仍旧成为陈独秀等人突出抱怨的一个重点。

1924年12月上旬，维经斯基同陈独秀等在上海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其中的一些谈话内容很清楚地反映出了陈独秀对鲍罗廷乃至对共产国际的某些不满。陈独秀等人不仅对鲍罗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也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表示了极大的困惑。陈独秀明确说：我们给他送去了许多决议，发去了许多电报，他从来不予答复。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工作。他在广州非常清楚地知道，整个国民党的工作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做的。他的理由是，在中国，在现在这个时期，一切工作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如果共产党员想要进行工作，他们可以在国民党内进行。因此，他从来不谈共产党的工作，甚至答应给张国焘的1000元，也是通过孙中山给的。事实上，不仅是鲍罗廷，就是共产国际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我们每个月只能得到1000元来搞中国的全部工作。中国的国土如此之大，派一个人到北京去，就得给他一百元，没有钱就办不成这件事。香港一家微不足道的国民党的报纸，每月却能够得到2000元来写文章反对我们。用于黄埔军校和国民党组织的开支，苏联一年提供的费用就达到200万元。而我们甚至没有经费为党的机关报《向导》在报纸上做广告，没有办法把它们免费散发到更多的工人手中，因为每期如果不卖到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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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钱就无法维持出版。

不难看出，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其它共产党人，在涉及到共产党切身利益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上，没有谁真的能够做到“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他们不仅对鲍罗廷，就是对莫斯科也颇多怨言。他们相信，莫斯科过分重视国民党了，共产党的发展不该受制于鲍罗廷。值得注意的是，维经斯基事实上是倾向于支持陈独秀的，他告诉他们，莫斯科并不等于共产国际，共产党没有必要听鲍罗廷的，它应当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而不能一心不乱地为国民党做苦力。

让大多数中共党史著作津津乐道的中共四大，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它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共产党自身独立性和斗争性的决议。尤其是陈独秀起草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突出地表达了陈独秀这时对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看法。它明确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着胜利”。反对资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担任，宣称革命成功即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左倾；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忘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便是右倾。

据此，决议案明确认为：国民党固然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决不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全部。“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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