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解释“左”与“右”(4)

迅猛开展起来了。维经斯基坐不住了，他坚持必须立即在南方和整个长江流域“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主张以此来阻止资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果实。陈独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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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信各级党部，大声疾呼“党到农民中去！”但无论维经斯基，还是陈独秀，其实都很清楚：国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本身，“要求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村阶级斗争进行某种约束”。不要说对中派或所谓新右派蒋介石，“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也）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他们注意到，目前情况下“正确地排列我们的要求，现在提什么，以后提什么”，是“发展农民运动但同时又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关键。

但农民运动已经起来，不提出革命性的要求似难满足农民的愿望。因此，1926年11月初，考虑到当时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陈独秀提出的，并且得到维经斯基和远东局通过的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还是包括了建立乡村农民政权、武装农民和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给农民等项相当革命的内容。如何既维持统一战线，又能发展工农运动，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这时显然都有些手足无措。在向莫斯科提交上述草案的同时，维经斯基就不无遗憾地承认，以他们和中共中央的能力，目前难以应付这些令人迎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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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请求苏共中央能派一名有影响的代表到中国来指导整个政策。

1926年秋冬，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共产党人利用北伐军摧毁了占领区城乡各级政权的机会，成功地取得了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的领导权。工农运动越发展，共产党的声势也越大，表面上看，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实际上，陈独秀看得明白，力量对比距离共产党人所希望的相差甚远，未来政权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加国民党”，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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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都不可能夺取政权。“三二0”事变以后，陈独秀的这一认识日渐加强。从其此后的一些言论中明显地透露出，他已不再谈论中国革命从二月革命一步迈向十月革命的可能性了。从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他相信，最好的前途，是争取造成一种政治上几个革命阶级联盟，而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形态。

他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究竟建立一个以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联合资产阶级，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的革命民众政权呢，还是建立一个以反革命的大商人、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为主体，“和国内外一切黑暗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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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把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归结为“二次革命论”，似乎不能成立。主张以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建立革命民众政权，倒更符合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观点。

当然，陈独秀不如后来的毛泽东，他其实连资本主义这个名词都不愿意看到。比较一下陈独秀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9月和1927年1月分别发表的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它们都谈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都明确肯定中国面临着两种出路，一种是革命的，一种是反革命的；并且都肯定反革命的出路不能走，说是会在经济上将造成托拉斯（译为道威斯）的资本主义之侵略，但对于革命的出路，1927年1月的文章较前却有了明显的修改。陈在1926年肯定：那时可以“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在1927年1月的文章中，他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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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而不提中国的资本主义，仅指出那时将“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不难看出，陈独秀谈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前途时，由于没有毛泽东后来的那些理论分析做基础，因此显得还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可以肯定，他在1926年虽然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更多地其实也只是在做逻辑推演而已，感情上却未必真的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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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时期，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

不愿意中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是这时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愿望。1926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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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初以来一直担心共产党影响过大，反对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突然在它的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就中国问题通过了一个十分激进的决议。斯大林也在共产国际发表演说，为中国革命迅速左转做鼓吹。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演讲的主旨，在于断言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越过了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的阶段，走到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盟，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性阶段。革命胜利后的国家理所应当地“不会是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它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他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为实

现这一向非资本主义过渡的任务，必须废除过去不让共产党员过于突出的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广东政府乃至国民政府，并“在革命军队中占据某些领导职位”。必须“利用国家机关，没收土地，减税，并给农民委员会以实力”，“归根到底必须做到没收土地交给农民，并实行土地国有”，以便使农民愈快愈彻底地卷入革命，同时要“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据说是“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不能推翻帝国主义”，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等联合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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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独裁制”。

共产国际急于变动策略方针，其实主要是北伐军进展顺利，国民党有迅速统一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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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苏共中央生怕中国再出现一个凯末尔式的噩梦，因此想利用北伐军占领区工农运动高涨的机会，把共产党人推上历史舞台，迅速取得部分政权和军权，以便引导中国革命持续左转。过于相信群众运动的共产国际显然忽略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特点。唯一注意到中国革命有着不同于俄国革命特点的斯大林，虽然谈到了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他却弄不清楚那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并非是他所说的那种“革命军队”，共产党人也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在他所期望的时间内，把这些军队改造“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底真正的和模范的代表者”。他居然主张“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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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结果，莫斯科在提出如此激进的革命目标的时候，只是纸上谈兵地把几个纯粹理论上的“阶级”加加减减，甚至把各种各样的军阀部队也统统算做是可以由共产党人为所欲为的“革命军队”，完全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估计不同力量配置的现实状况。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要求从一开始就略感困惑。尤其是诸如土地国有（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他早就表示过不同意见。当然，他原则上不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主张。在他主持下通过的中央决议中，事实上只是集中讨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明过去总“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挪（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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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

共产国际的决议促使中共中央内部一度充满了革命激情，他们开始断言：“中国革命是为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但是，眼见1927年3月底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占领上海，陈独秀还算保存了一份清醒。他明确告诫党内干部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纯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要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未必对革命不利。[103]

不论陈独秀这时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他认识到共产党与蒋介石之争的关键在武装的对抗，这不能不说是合乎实际的看法。说他这时有意妥协，显然不是事实。

莫斯科制定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时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造反。他们未必不清楚国民党内部的危机，只是他们习惯了更多地考虑：“应该策略地利用??矛盾”。同陈独秀一样，他们也一厢情愿地指望让汪精卫回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却没有想到此举恰好加速了蒋介石的造反。当蒋介石准备进攻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正在督促中共中央接受那些豪言壮语的苏共中央却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连起码的抵抗也不允许。斯大林等人一连数电给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同时，莫斯科暗示鲍罗廷可以对蒋做出妥协，称：“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派格里高里（即维经斯基－引者注）同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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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他认为这样安排是否合适？”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是莫斯科，而不是陈独秀指望用策略手腕来暂时缓和矛盾。数十年来遭人诟病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陈独秀之所以放弃了预定的武装对抗的计划，转而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否认国共有冲突的准备，其目的不外是为了依照莫斯科的指令，安抚磨刀霍霍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尽可能地阻止蒋介石采取极端行动。

随着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公开“清共”，共产国际担心的凯末尔噩梦在中国重演了。但是，共产国际的思维仍旧被它的革命理论和经验禁锢着。明明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已经被围在拥护南京政府的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和四川诸省区之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危机四伏，大大小小的蒋介石到处都是，处境日趋险恶，莫斯科却继续坚持进攻政策。越来越不能理解莫斯科思维逻辑的陈独秀，最终站出来拒绝共产国际的主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陈独秀“右倾投降”？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期间最大的罪名，就是“右倾投降”。而这个罪名最早也是共产国际给加上的。原因很简单，进入到武汉政府阶段，国共关系破裂在即，共产国际坚持进攻，陈独秀却力主退却。最后，共产党失败，共产国际自然就让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的罪责。然而，共产党的失败真的是因为陈独秀的退却主张造成的吗？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分歧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工农运动“过火”的问题上。 还在1926年12月，广东、两湖，特别是武汉地区，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就不断出现手工业者、店员同中小商人、店主之间的尖锐冲突，使国民革命赖以依存的统一战线内部呈现出严重危机。陈独秀虽初遇这类问题，无经验及政策可循，却已经意识到必须对工农运动加以适当引导，并限制其“过火”行为。为此，他专门召集了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决定，主张“在工农群众实际斗争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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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联想到20年后中共土改、进城，有政权、有军队，仍旧反反复复研究颁布各项政策法令，反对“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时注意引导和规范工农行为，可知陈独秀此时防左的动机未必有多少可以指摘之地方。

当然，一方面想要靠民众运动的规模与国民党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有相当经验的干部，中共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真正进行约束。自共产国际七次执委扩大会决议传到中国以后，工农运动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引起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它们已经直接刺激了大批军官和将领，从而使武汉国民党上层也发生了严重敌视工农运动的情绪。据陈独秀说，他4月上旬赶到武汉，“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上海谈话时大两样”。当时汪精卫到武汉也不过才几天时间，可见当时武汉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已相当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措施，自然更是表示疑问。他明确讲：“共产国际的提纲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实际运用却很难，需要时间。”比如在农村，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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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了削弱反动派的基础来加剧农村的阶级斗争”。

陈独秀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仅武汉一地，两三个月内，有报道的罢工就发生了150余起，由于政府没有约束能力，工会权力极大，各行各业的工人、店员都群起要求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一系列无政府主义的“过火”行动。再加上南京政府实施经济封锁，物价飞涨，市场萎缩，结果是企业停工，银行歇业，商店倒闭，失业工人猛增至10万以上。湖南农运则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过激口号，大搞贫农专政，“法津由心，刑戮在口”，不仅随意捕杀，而且罚款、游街、吃大户、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禁养猪鸭、强迫妇女剪发、逼寡妇改嫁，甚至阻禁谷米出境、截扣军粮、抗捐抗税、捣毁税局厘局，一时间形成“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恐怖现象”。结果，武汉政府控制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财政收入较占领前锐减三分之二以上。尤其是湖南，月收入竟由占领前的360万，锐减为70万。武汉政府这时主要靠湖南唐生智的部队来同蒋介石对抗，但恰恰是湖南农运对其部队的军官刺激最大，再加上武汉政府欠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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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欠唐生智属下一个军的军饷，就在200万元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战争难以为继，就是武汉政府本身的维系也大成问题。所有这一切，自然都被武汉国民党人归罪于共产党了。

5月中旬，汪精卫找陈独秀谈话，尖锐地提出了群众跟谁走的问题。他断言，正是由于共产党人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才导致武汉政府在对外关系和军队状况方面陷入到今天这种困难的地步。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陈独秀很清楚：“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

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者是和他们决裂。”但这个时候决裂，对共产党究竟更有利还是更不利呢？很明显，没有人做好了决裂的思想准备。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考虑来考虑去，基本的态度还是暂时退却，采取让步政策。在1927年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就明确主张：在相当时期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无产阶级必须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即使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进一步推进，使农民运动进一步扩展之后再进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开的程度来逐步加深革命。但实际上，正如鲍罗廷所说，更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中共中央已发过不少文件，做过不少决定，几个月来毫无效果，“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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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

鲍罗廷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共产党一无军队，二无政权，三无经验，四缺干部，既不能保护工农，也难以指导运动。北伐以来，党员发展虽快，但新加入的大批基层党员本来就缺少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知识，再加上中央与地方工作衔接不易，下级各行其是，普通党员鲜有训练，一些工会、农会又受地方帮会的把持，中央连武汉地区的罢工示威都无从约束，更不要谈去控制武汉以外的农民运动了。

偏偏莫斯科根本无视中共的种种困难。它甚至对中共中央上报的只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案都不十分赞成，电令鲍罗廷、罗易、陈独秀把革命进一步向左推进。说是必须“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同时要求他们“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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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不得拖延”。

注意到组建自己军队的重要性，这说明莫斯科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旗下的那些军队并非是可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的什么“革命军队”。但是，建立自己几个师的军队，而不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偷天换日般地往部队里塞进一些士兵和军官，需要大量的金钱、武器和可靠的军官，同时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更需要武汉政府，特别是它的那些并不听话的将军们有足够的宽容度。所有这些条件，这个时候都不存在。这又是莫斯科典型的纸上谈兵。

5月21日，长沙驻军许克祥部发动事变，查封了工会、农会，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并通电斥责工农运动，史称马日事变。事变一发生，湖南湘潭、衡阳、武冈、益阳、湘阴、桃源、永州、浏阳、临湘、安乡、辰州、叙浦等地的驻军和地主，都纷纷开始向当地的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反攻倒算。27日，许克祥等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改组。武汉国民政府因此迅速失去了对湖南大部分地区的管辖权。

因为马日事变，新来不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团长罗易同鲍罗廷、陈独秀大起冲突。鲍罗廷、陈独秀坚持应该派代表出面，以制止湖南工农过火行为的名义前往长沙进行和平调解，平息军队的愤怒，重新控制湖南。罗易却强烈主张武装农民，组织反击，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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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应当鼓励和发展这些‘过火’行为，而不是去‘纠正’它们”。

对此，陈独秀很不以为然。他在5月23日的联席会议上发言指出：目前情况下，“假如我们想同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合作的话，问题主要在农民。”因为第二、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都是湖南的军队，军官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家乡的坏消息，什么家属被农民协会戴高帽游乡，土地被没收，父亲被逮捕，如此等等。整个湖南现在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将军们要镇压农民运动，另一方面是农民们想要平分土地，而且还不限于此，还想平分一切。为此，我们现在需要让步，但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是让步政策；不能说我们不赞成分配不动产、房屋等，是让步政策。“纠正幼稚的行为和过火行动，这不是让步政策，必须坚决这样做。”我们所说的让步，是指目前情况下暂时不提出土地问题。这样做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有时间逐步“准备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便对付那些不可靠的将军，“有朝一日把他们打倒”。鲍罗廷也明确讲，如果我们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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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转入地下，就必须要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上有组织地实行退却，而不是继续进攻。

对于陈独秀、鲍罗廷和罗易的激烈争论，共产国际6月2日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3、“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

4、“必须消除对不可靠将军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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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五月指示表面上很激进，坚持不得妨碍土地革命、建立新军、改组国民党中央等等，但它却肯定了工农运动存在“过火”的问题，赞成在争取中小地主和中小资产阶级方面采取让步政策，约束过火行为。问题是，指示的中心旨意仍是一厢情愿地幻想在不破裂两党关系的情况下，能够马上组织自己的军队，改组国民党中央，依靠汪精卫等个别真正的左派国民党人，搞土地革命，使武汉政府革命化。这不能不让陈独秀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时候，发生了江西朱培德借口“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武装递解共产党员出境，并查封工会和农会的严重情况。面对这一更加危急的形势，不要说不准备破裂国共关系，就是有心破裂，要实现共产国际所提出的要求也几乎没有可能。在讨论莫斯科来电的专门会议上，陈独秀针锋相对地对五月指示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自成立（农民）部以来，局势非常严重，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国民党人曾经表示赞同解决土地问题的意向，但是，“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也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措施。”他同时批评指示的另三项内容称：“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在承认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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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6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解决土地问题受阻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共中央怀疑土地革命的方针，而是因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得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行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里受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同国民党人分裂。而在目前条件下，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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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且与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保持良好关系。

陈独秀这时很清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他一方面深知莫斯科不会同意退出国民党，一方面深知力量对比相差太远，因此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虽不断抱怨“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四·一二”事变）的道路了”，却想不出解决问题的适当办法。情急之际，竟同蔡和森等想出了一个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袭击租界，占领银行和工厂，引起外国干涉，转移武汉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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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从而达到暂时稳定武汉统一战线的下下策。

罗易对陈独秀的态度异常恼怒。他大概是共产国际里面第一个给陈独秀扣帽子的人了。他直言不讳地把陈独秀说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断言陈“支持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和反革命的倾向”，扬言“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罗易同样给鲍罗廷也扣了许多顶帽子，因为他清楚鲍罗廷是陈独秀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只是，无论他怎样强调现在的一切危机都是鲍罗廷造成的，他却不能提出开除鲍罗廷的想法。在无法取得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理解的情况下，更加书生气的罗易天真地把连同五月指示在内的共产国际的几份密电统统送给了汪精卫，孤注一掷地企图从他所信任的左派领袖汪精卫那里找到回天之术。结果是可想而知的。6月22日，共产国际在得知了罗易这一愚不可及的行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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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把他召回了莫斯科。

共产国际当然也不会满意陈独秀的态度。它在6月20日给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复电当中，尖锐地批评：“你们那里实际上是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首先是关于土地革命、武装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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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结构民主化的决定”。

但是，所有这些争论和批评其实都毫无意义。政权和军队都在国民党手里，共产国际想到并提出组建自己的军队以对抗不可靠的将军，都已经是5月中和6月初的事情了。即使武汉国民党中央不反对（实际上不可能），一个多月的时间要组建几个能作战的师，也绝对办不到。何况莫斯科尚未提供任何物质方面的援助，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建这么多的部队？没有自己军队的保护，指望国民党来搞土地革命，或者逼迫国民党中央改组，要汪精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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