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解释“左”与“右”(3)

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会议由此做出决定：“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当然，会议对五月扩大会议决议也有修正，如规定今后必须独立地组织工农的同时，不再笼统地反对中共党员及在中共指导下的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只是强调：非工作需要不再加入国民

[61]

党。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决议案，用瞿秋白的话来说：“只有几个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对决议中关于“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一句，有过一些不同看法，“作出某种‘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

[62]

暗示很快就消失了”。很明显，这个观点同陈独秀1923年的说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包括瞿秋白等在内，都是赞同的这一观点的。他们并不同意泛泛地谈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不断革命”。因为他们了解，以现有的力量对比，要想一举实现俄国1917年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飞跃，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社会革命，确实要看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自身的革命准备能至何种程度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如何。

[63]

陈独秀的所谓三次“大让步”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无疑是中共历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一次旨在加强自身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大会。不少对中共后来有重大影响的观念，如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都是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的。何以不过一年时间，它就重新陷入妥协的泥沼，以致有了人们所谓的陈独秀的三次“大让步”了呢？这种转变之突然，同样有些让人难于理解。

陈独秀的第一次“大让步”，指的是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向国民党右派妥协，破坏了广东党组织以共产党人和左派占据国民党中央绝对多数的选举计划。其实，作出这一判断的前提是颇值得考虑的。即，能否认为以共产党人和左派（事实证明国民党内部几乎没有几个确定的“左派”）来占据国民党中央肯定是一个好计划呢？是否占据了国民党中央就能够阻止发生“三二0”事变，或其它旨在排除共产党控制国民党的类似事变呢？这是很令人怀疑的。

当时的形势是，中共四大之后，中共组织上迅速发展。从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党员由423人只增加到900人，不过1倍稍多。而从中共四大至1925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时，不过9个月的时间，党员的人数就增加近两倍，达到了2428人。尤为重要的是，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前后，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公开分裂，在北京西山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此即后来史称西山会议派之前身），随后因上海的日本厂主和英国巡捕枪杀示威工人和学生，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五卅”

[64]

运动，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

共产党势力与影响的迅速扩大，进一步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支持容共政策的廖仲恺遭到暗杀，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胡汉民卷入暗杀事件，过去曾经被中共视为左派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站到右派一边，公开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这在最初显然是鲍罗廷不愿意看见的。

还在1925年5月初，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双方就再度发生严重争执。鲍罗廷坚持共产党必须把全部力量放到广州去做国民党的工作，即使损害其它工作也在所不惜。不仅陈独秀，就连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工作人员也深感鲍罗廷要求过份。而讨论到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新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时，双方之间更是意见冲突。陈独秀提出7人，鲍罗廷却坚持不要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人数，说是“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争到最后，陈独秀不得不妥协至4人，鲍罗廷这才勉强同意

[65]

下来。

鲍罗廷回到广州以后，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他利用孙中山逝世后自己在国民党领导层中的特殊身份，纵横捭阖，大刀阔斧，挤走了胡汉民，赶走了国民党内最高的军事领导人许崇智，把与苏联顾问靠得最近的汪精卫和蒋介石扶上了政治、军事领袖的显赫地位。因此，鲍罗廷胆子明显地变大了。不过陈独秀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虽然肯定汪精卫、蒋介石是“左派领袖”，称赞他们“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帝国主义奋斗，

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但他对鲍罗廷必欲限制共产党的情况，始终难以释怀。注意到共产党影响进一步扩大势必会更加刺激国民党，导致国民党或共产国际反过

[66]

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陈独秀再度明确提议：适当时机应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

这个时候，形势之复杂与微妙，就连共产国际内部也意见分歧。如果说过去共产党因为过于弱小，不得不借用国民党的旗帜，在国民党内进行群众工作的话，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继续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占据国民党的领导机关，不可避免地要更加加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维经斯基就明确认为，共产党在广州与国民党混同一起，稍一突出便引起左派的怀疑和右派的攻击，再加上“过于突出他们要占有国民党机关的意图”，自然会导致关系紧张。他相信：同国民党的关系有必要“从联盟转向联合”，否则将蕴含着很大的危险性。但共产国际却相信，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变为党外合作，难免会使国民党内右翼倾向抬头，使苏联控制和影响国民党的力量减弱。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反对任何退出国民党的企图。它的书记瓦西里耶夫9月21日上书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警告说：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有产生左倾的危险，必须赶紧重新审查它同国民党相互关系的性质。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对国民党的领导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共

[67]

产党不应当要求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

1925年10月，带着共产国际的意见来到中国出席中共中央四届一中全会的维经斯基，

[68]

贯彻了共产国际反对退出国民党的意图。不过，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对国民党的看法仍然不尽一致。陈独秀为全会起草的有关国共关系问题的决议，仍旧坚持要同戴季陶等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决议称：过去将国民党分为左中右三派是不妥当的，等于把自己等同于左派，把靠近自己的国民党人视同中派，实际上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汪精卫等为左派，戴季陶等为右派。“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维经斯基却鉴于戴季陶等与西山会议派有所矛盾，坚持将戴季陶等视为中派，说什么：“当我们对中派进行批评和论战时，应当考虑到合作”。因为我们要保持国民

[69]

党的统一，并通过国民党实现全面的统一战线。

1925年11月底，利用冯玉祥的国民军驻守北京地区的机会，国共两党联合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示威游行，试图发动一场“首都革命”。尽管革命本身没有成功，但在北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维经斯基显然进一步为他的妥协主张找到了根据，因为没有巩固的国共合作，包括与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共产党无法在北京发动如此规模的示威行动。因此，他强调说：“在那些无产阶级数量很小，特别是没有像在上海那样出现革命运动的地方，不巩固统一战线，不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工作，是不行的。”而要想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就要学会自我克制，“委员不妨少些，多做基层工作”。对于右派，也不要采取过于激烈的方针，“要揭露、批评，但不要把他们当反革命看待”。他这时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对右派“不要实行打掉牙齿的政策，而要实行

[70]

更加谨慎的策略。”

正是由于维经斯基坚持的结果，陈独秀在这之后与在上海正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孙科、叶楚伧等人进行了谈判，劝说他们改变初衷，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他为此保证说，共产党绝没有包办国民党的企图，并可以“把担任国民党中

[71]

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如三分之一等。比较一下5月间陈独秀费尽口舌才争到4个名额，可以想见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在陈独秀未必是个妥协的数字。何况，陈独秀对此也并非心甘情愿。联系到陈独秀这时还在连篇累牍地发表措辞尖锐的政论文章，坚持把国民党分为左右派和联合左派反对右派的立场，断言戴季陶乃国民党右派思想之集大成者，断言右派乃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代表，断言中国的资产阶级不革命甚至反革

[72]

命，??可以清楚地看出，把维经斯基所说的这些“中派”请回去，并许下若干让步的保证，并不是陈独秀所主张的。

不论陈独秀意愿如何，请回孙科等人，与广州的鲍罗廷和广东区委这时的意图是矛盾的。在巧妙地运用策略手段改造了广州政权之后，鲍罗廷已不那么缩手缩脚了。共产国际和维经斯基等主张团结和妥协，而鲍罗廷却对军事受到苏联顾问控制，政权在左派汪、蒋手里的广州局势充满信心。对于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与汪精卫商定的初步方案，一反过去反对多选共产党人的态度，决定国民党中执委中应有一半，或至少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候补委员中至少一半为共产党员。中共广东区委对此举双手拥护。只因随后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鲍罗廷才转而同意把戴季陶等重新选入中央，在新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里，让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但最后仍然把掌握着国民党实际权力的中央党部中将近80％的领导职位，交给了共产党人。

[7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产党人没有在国民党中执委中占据多数，只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结果还是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弹。“三二0”事变发生，以及随后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显而易见都是针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来的。换言之，在不掌握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占据国民党的中执委也好，占据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也好，最后的结果恐怕没有太大的区别。

陈独秀的第二次“大让步”，指的是“三二0”事变时不敢反击，让蒋介石轻易得逞。但这个说法明显与事实有距离。

当时的情况是，由于莫斯科不满鲍罗廷擅自在广州策动政变，搞掉胡汉民、许崇智。国民党右派公开提出要求撤换鲍罗廷，深知此中内情的维经斯基也不表示反对。再加上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也对鲍罗廷大权独揽颇多怨言，主张撤换，竟至迫使一向支持鲍罗廷的加拉罕不得不同意召回鲍罗廷。国民党二大闭幕后，鲍罗廷以回国述职为名，打道回府，

[74]

实非得已。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莫斯科这时对国民党现状的担心所在。而事实很快也就证明，莫斯科的担心可能并非毫无道理。

鲍罗廷对当时的广州形势自然是信心十足的。他在路经北京时，向刚刚到达北京，准备前来广州的苏共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汇报过国民党内部状况，他明确肯定，包括他所选定的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领导人，都是值得信任的和站在左派立场上的。但就在布勃诺夫刚刚到达广州不久，鲍罗廷打过保票的蒋介石就在3月20日发动了一起令人目瞪口呆的军事政变。他一举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所，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逮捕了自己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所有共产党员，并且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在广州实行戒严。这就是所谓的“三二0”事变。

“三二0”事变的直接诱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过于自负的处事态度，与蒋介石“天性多疑”和“虚荣心特别重”的性格发生了冲突，引起了蒋的严重疑惧。但从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一系列排斥共产党的措施看，不难看出政变归根结蒂是冲着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太大的权力来的。如果这时布勃诺夫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加上有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支持，再争取到其它与蒋有矛盾的军事领导人的附和，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蒋介石，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莫斯科几个月来一直在谈论：“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反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占据国民党领导机关，再加上包括鲍罗廷在内的几乎所有苏联顾问都曾报告说，蒋介石是坚定的左派，因此，布勃诺夫几乎毫不犹豫地就采取了妥协的作法，同意了蒋介石关于撤

[75]

换季山嘉等一系列要求。结果，季山嘉被布勃诺夫带回苏联，汪精卫孤立无援，被迫去职赴欧，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就攫取了党政军大权。

上海的中共中央得到关于“三二0”事变的具体消息，已经是在事变发生的一周以后

[76]

了。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对事变临机的指导实际上起不到任何作用。事变后不论广东的共产党人内部有无争论，在布勃诺夫批评军事顾问和共产党人过分突出自己、发号施令是引起事变的重要原因之后，中共广东区委的态度事实上与布勃诺夫没有两样。3月底广东区委已经发出公开信，保证说：“共产党是要国民党团结的”，“把国民党认为是现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并且宣布说：“我们广东现在已有很好的革命领袖，但我们还要使这领袖更团结，

[77]

更强固，更有指挥能力”。很显然，当时在广州实际指挥退让的，是布勃诺夫，并非陈独秀。

至于陈独秀的第三次“大让步”，则是指陈独秀派张国焘等到广州，逼迫广东党组织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但第一，应当看到，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是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的。第二，接受《整理党务案》既不是陈独秀的主张，也不是张国焘能够说了算的，它是莫斯科最高当局的决定。

对于“三二0”事变起因的具体了解，陈独秀主要是听路经上海回国的布勃诺夫介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头脑里对事变起因的认识，自然比较多地是俄国顾问和共产党人所犯错误，引起了误会之类的印象。陈独秀在3月29日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就明确肯定事情是国民党右翼的孙文学会成员蓄意制造，蒋介石误以为真造成的。但他同时也谈到，“蒋介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对共产党人疑心很大。从这一点出发，考虑到蒋介石还是左派，蒋、汪关系破裂和国民革命军因此发生严重军事冲突，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陈也同意“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主张“应该全力‘拯救’他”，使他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从而不再害怕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很快发表文章，

[78]

公开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决不会去推翻他。有许

多人批判他这时“千方百计地向国民党讨好，结其欢心，瞻其马首，绝对服从命令，不敢

[79]

越雷池一步”。查一查他在“三二0”事变后这段时间的文章，对蒋介石几近阿谀的言论也确实可见。问题在于，远在上海，不清楚事变真相，又不能火上浇油地把蒋逼到右派一边去，以致丢掉广州，在当时情况下，陈独秀除公开向蒋示好，消除“误会”外，如何能够去表示强硬的敌视蒋介石的态度？

由于事变过于突然，多数人又相信其中确有误会，共产党人解决事变问题的全部希望，最初自然都寄托在了对蒋最了解的鲍罗廷身上。事变发生后，布勃诺夫就提议将正在返国途中的鲍罗廷紧急召回广州。蒋介石事变后也确实很快发表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声明，并讲了不少高度称赞共产国际的话，陈独秀相信蒋介石可能还不是右派，也不无理由。据说，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曾同广东区委商量，“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而这时恰逢蒋介石专门写信邀请陈独秀到广州，共同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汪精卫也已离开，陈独

[80]

秀又始终担心广州国民革命军其它将领更加反动，他自然没有表示赞同的意见。中共中央这时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电报说明了它的设想：国民党5月15日准备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我们已派张国焘、彭述之与蒋介石商谈，争取在全会召开前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下一步的策略是正确的话，那么蒋介石就会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当共产国际来电，询问中共中央是否有退出国民党的打算时，陈独秀明确答复说：“我们不打算退出国民党，左派和蒋介石也无意开除我们，他们只是想限制我们在国

[81]

民党里开展工作。”可以看出，陈独秀直到这时在上海仍然没有得到更严重的情报，因此仍旧相信有可能争取蒋介石。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而4月底莫斯科实际就已经做出决定，并通过电报通知了鲍罗廷。决定的内容很明确，即“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82]

因此，不论鲍罗廷是否曾经提出过“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的主张，他的态度已经迅速转向了妥协。在与蒋介石反复谈判后，他转而力劝中共代表张国焘等人采取妥协态度。有莫斯科的指示，张国焘等自然也只好转而去劝说广东区委的同志们。最终，蒋介石的整理党务办法被认可了。据蒋介石日记描述，当他提出这一方案时，“全场相顾惊愕”。但无论鲍罗廷，还是与会共产党人，均未争辨与反驳，蒋当然喜不自胜，马上与鲍罗廷重

[83]

叙友情，并兴致勃勃地下令去鲍公馆“看影戏”。

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恐惧心理。它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者不得超过执委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党

[84]

部部长，凡中共给其党员的训令，均须先交联席会议通过。结果，共产党人纷纷被迫从国民党的重要机构和军事部门当中退出，国民党明显右转。显然，这并非是陈独秀预期的结果。只有鲍罗廷出于迎合莫斯科的目的，报告说：《整理党务案》使国民党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个策略步骤，旨在消除共产党与诚实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误会”，但它“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蒋介石对广州的右派领袖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退出后，几乎所有部长都是左

[85]

派。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较孙中山两年前的那个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办法，明显地要苛刻得多。陈独秀当年对“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办法已经是怒不可遏，如今对《整理党务案》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事实上，对付《整理党务案》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退出国民党。维经斯基此前也在信中特别提到了需要调整方针，“不再与国民党一起组成混合联盟”的设想，莫斯科的命令当中其实也委婉地提出，如果问题严重，同意讨论改变党内合作形式的可能性。因此，在不能破裂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关系的情况下，陈独秀只好一面公开否认《整理党务案》对中共具有约束力，称：“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于贵党党外之机构，则殊无所关涉”。一面召集会议，决定：“1、从内部联盟的政策过渡到联合的政策；2、制定明确的独立的政治路线；3、实现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主张成为国民党的基础；4、要使国民党不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而是使它的组织采取俱乐部的形式。”简而言之，就是做好退出国民党的准备，不受《整理党务案》的束缚。

[86]

他在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坚决“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严格地说，这才是陈独秀对《整理党务案》的真实心态的反应。

在蒋介石已经开始掌握国民党大权的情况下，退出国民党，是否对中共更有利，同样值得讨论。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确的。维经斯基6月下旬再来上海后，马上就反对陈独秀

等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在维经斯基“坚决同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作斗争”的情况下，7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党内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被压制下去了。会议决议表态说：“主张现在就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而仅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只能便利资产阶级实现对国民党的统治和对国民革命的指导。

这次会议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得出了蒋介石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结论。因为北洋军阀势力一向被认为代表封建地主势力，西山会议派只能被认为是代表大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依照逻辑蒋介石也只能被定性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了。据此，会议一反陈独秀过去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不革命的观点，断定“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基于不能退出国民党的考虑，会议只能强调：“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对蒋介石，虽“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

[87]

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

既然肯定蒋介石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会后，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中承认：由于我们过去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把它们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壮大，结果“广东的革命领导权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到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去了”。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当前的整个问题在于：“谁领导中国的国民解放运动？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如果是资产阶级，那就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断送革命；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进一步发展下去。”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应该是“怎样争取我们的领导权？”他的看法是：既然现在革命还不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要试图马上就去推翻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现在对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全力争夺小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在使蒋介石

[88]

成为我们的同盟者的同时，努力排除他对国民党的领导。不论如何解释陈独秀的上述说法，他并不打算对《整理党务案》做无条件妥协是可以断定的。

《汪、陈宣言》缘何产生？

应当看到，如果说“三二0”事变前，特别是从孙中山逝世到国民党二大召开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政治上分崩离析、军事上群龙无首，鲍罗廷还可以背靠苏联，以谋略取胜的话，那么，“三二0”事变，特别是“五一五”之后，蒋介石独揽军事大权，并成功地控制了党权和政权之后，继续运用谋略纵横捭阖地拉一派打一派，就成了一件带有极大冒险性的工作。不论是陈独秀，还是俄国人，显然都注意到这种情况了。陈独秀明确讲：我们说争夺领导权，并不是要重新夺回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失去的那些组织上的领导地位，而是要做到“支配运动的政治领导和基本口号”。说到底就是要争夺群众。“我们应当在工

[89]

农群众、革命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扩大我们的影响，使他们团结在我们的周围。”

陈独秀的这一说法，其实也就是毛泽东1937年在国共合作之初，在国民党明显据有实力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提出过的那个“政治领导”权的主张。但是，既无军队，也无政权，在国民党的地盘上同国民党争群众，同样是要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的。陈独秀很快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在“五一五”之后，共产党影响下的广东地区的工农运动明显受到压制，陈独秀即以中央名义写信给广东区委，称：“有些同志以为，我们不必变更现在中派政权，在这个中派政权之下我们亦可发展民众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切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要想发动民众运动，就必须要设法取消蒋介石的权力。[90]

这个时候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北伐战争，战争本身具有革命性质，共产党人不免有一种投鼠忌器的顾虑。鲍罗廷说：我们目前没有实力同蒋介石斗争，最好是等着看“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反对采取任何与蒋介石对抗，或引起蒋介石疑心的作法。而这时直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虽主张“必须把中央交给左派”，又害怕刺激蒋介石，强调“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对此，陈独秀的意见是必须让汪精卫回来，促使蒋汪合作，只要汪精卫回来，必可取得党权、政权，这时只要承诺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领袖地位，就能既不影响战争的进

[91]

程，同时又便利工农运动的进行。实际上，不论陈独秀如何苦口婆心地向蒋介石解释，“迎汪”的呼声一起，就埋下了新的危机。

“迎汪”热潮刚刚掀起，受到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顺利进展的刺激，两湖工农运动就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最新的解释“左”与“右”(3)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