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
后现代主义的叙述建议，要关注被话语及其意义所推动的社会行动者；斯腾伯格与之不同，强调社会行动者通过意义与语言进行斗争的过程的动力学机制。对斯腾伯格而言，在罢工及其它的一些群体间发生冲突的时期，集体认同的话语和利益话语，会得到最为明晰的表达，会面临最尖锐的挑战；因此，这些斗争也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Steinberg，1993:10）。
最近，在戴维.威尔曼关于当前旧金山滨海地区政治文化的民族志研究中，同样强调了语言这一重要因素（Wellman，1995）。通过对工会合同及围绕这些合同的解释而展开的斗争进行文本上的检视，通过对工人所创造的日常语言的分析（工人创造这些语言的目的，是维持对工作、生活的控制感和尊严感），作者分析了码头工人的话语及其使用的特定工作语言（Wellman，1994）。
斯腾伯格强调了语言和意义的建构过程；凯迈尔多夫则认为：“三十四条好汉”这一政治的一代（即旧金山大罢工中的经验丰富者），对西海岸码头工人的政治文化具有根本的、持久的影响（Kimeldorf，1988）。威尔曼所采取的研究路径，与他们有所不同。相反，他认为：从根本上上讲，并非是罢工行动或左翼的领导使得国际码头工人与仓储工会的积极的工联主义行动得以延续下来。其研究表明，日常的具有合同性质的工会的基本行动，构成了具有工会成员身份的激进工人的阶级文化的基础。应该说，威尔曼的研究能推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思工人战斗精神的本质，反思日常的工联主义行动的性质。
通常而言，对作为“意识”表达的“行动”关注，以及对阶级动员过程的关注，在历史学和民族志叙事中，占有很大篇幅。尽管“行动”这一术语实际上能够代表所有活动类型，但是，有两种社会行动对阶级形成问题而言最为重要：其一，阶级间的“战略遭遇”（strategic encounters），或发生于日常生活标准范围之外、具有战略性质的产业冲突、集体行动。其二，“组织动员”（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过程（及组织解体过程）。前一种行动，包括这样一些会对阶级关系产生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战略遭遇”：如，英国矿工在1984-1985年的罢工；或1981年发生在美国的罢工，以及其后12000名空中交通控制员被解雇的事件（Beynon，1985；Shostak和Skocik，1986）；或许，还包括这样一些得到社会学分析的行动：如，发生于地方或特定区域的冲突，这些冲突从更微观的层面，揭示了阶级形成的动力机制（Fantasia，1988；Delgado，1993；Dudley，1994）。
11
在激烈的产业冲突发生之际，正在浮现的文化形态，如何被各行动主体进行交互建构？其彼此间的对立关系怎样？在集中分析这些问题的一项研究中，笔者特地使用“团结文化”（cultures of solidarity）的概念，来替代受到观念限制的“阶级意识”概念（Fantasia，1988）。“团结文化”体现为正在浮现的价值、行为和各种组织形式；其存在表明：集体“意识“可能与引发其兴起的某种战略遭遇，密切联结在一起；因此，“团结文化”浮现的文化过程，相对独立于此前的个体参与者已经拥有的观念或信仰。该分析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冲突环境下群体的信仰，要比稳定环境下的群体信仰，更容易发生变化。这里的主要分析单位，并非是个体的信仰，而是处于战略遭遇中的双方的集体行动与动员过程。
正如戴尔盖罗对洛杉矶未登记的移民工人的工会组织的研究所揭示的，虽然处于此种战略遭遇中的工人们往往会从既有组织中汲取资源（和已经成立的工会组织相似），此类工会组织所浮现出来的特征及其草根民主的特点，包括它们动员各种社会资源（种族、居住社区、各种社会运动等）的能力，表明所谓的“团结文化”并不能化约为工联主义的制度化形式（Delgado，1993）。
体现在上述战略遭遇期间的集体行动，与组织动员和组织解体的过程，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时间里，为了削弱工会的雇主们开始公开动员起来（在美国，工会是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组织的最明显的代表）（Cornfield，1986；Goldfield，1987；Fantasia，1993）。此外，组织重组的过程，或许可以视作一种能够激发强烈的阶级感情的战略遭遇的例证。通过对威斯康星肯诺夏镇一家汽车厂倒闭的研究，凯瑟琳.玛丽.达德利（Kathryn Marie Dudley）发现：工人的“文化团结”，并未因工厂倒闭的社会危机而被重新激发出来；工人们的阶级团结，在很大程度上因工作条件而得到延续。相反，工厂倒闭的危机，使潜在于不同群体的文化解释的差异被暴露出来——这些不同的文化解释，源自该镇工人阶级家庭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在意义建构方式方面的差异（Dudley，1994）。同样，在其早期的关于下向流动的研究中，纽曼发现：各阶级在解释失业和经济动荡方面，存在巨大差别（Newman，1988）。针对工作场所中管理创新的研究，有时被用来说明其与阶级动员和阶级解组之间的关系（Cornfield，1987；Fantasia等，1988；Grenier，1988）。此外，最近的一些针对城市贫困和产业转移的研究显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模式、居住隔离、种族排斥及其它形式的社会闭锁，对阶级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Wilson，1987；Kasarda，1989；Wacquant，Wilson，1984）。
12
在阶级形成研究中，组织动员与组织解组的程度，预示着阶级与阶级成员在认识到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行动的可能性；这方面的历史和比较研究颇值得关注（Katznelson和Zolberg，1986）。其中的很多研究，揭示了内在于阶级间关系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譬如，针对十九世纪晚期共济会（fraternal orders）的分析便发现：这些组织有时会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和变动的社会构成（M Clawson，1989；Orr和McNall，1991）。正如对西海岸码头左翼工人工会（West Coast longshoremen's union）和被敲诈者领导的东海岸工会（East Coast union）的比较研究所揭示的，或者是对西部矿工联合会（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和具有改良主义取向的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的比较研究所揭示的，同样的复杂性体现在不同工会组织的不同政治轨迹之中，即使这些工会组织存在于在同一产业中（Kimeldorf，1988；Reitman，1991）。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似乎为阶级组织的动员研究，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这些运动倾向于回避阶级理论，运动的成员大多是中产阶级积极分子，他们被中产阶级文化情感所鼓舞（Klandermans和Oegema，1987；Melucci，1989）。从阶级基础的视角，来对这些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动员策略、意识形态框架、联盟建立的过程、制度资源等进行研究，将大大促进我们对中产阶级的认识。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指出：大量的研究集中对政治与经济资源动员过程中的制度、文化实践、社会网络等进行了探究，且大大增进了人们对上层阶级的认识。这一领域最近的某些研究，对理解美国的阶级关系而言，仍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Cookson和Persell，1985；Domhoff和Dye，1987；Domhoff，1990；Roy，1991；Clawson等，1992）。
和理解存在于阶级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实践和集体行动一样，各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共享的意义和信仰提供背景，这一点也很重要。同样，在这里，民族志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占据着主导地位，且文化往往成为关注的核心内容；不过，研究者的主要分析目标，应是寻找存在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共享意识的根源。
三、文化的社会组织与阶级意识
在英国，部分程度上受戴维.洛克伍德那篇颇具启发性的文章《工人阶级社会印象的不同来源》的影响（Lockwood，1966），阶级和社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在这篇文章中，洛克伍德认为特定社会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能够简单地依据其与生产工具的关系来加以估计，因为在社会阶级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差异
13
（Lockwood，1966）。洛克沃德从工人“直接的社会经验”中，去探寻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他认为：工作和社区关系的模式，对特定形式的工人意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Lockwood，1966）。
在美国，卡茨尼尔森（Katznelson，1981）和哈雷（Halle，1984）的研究工作，为理解工人阶级文化与意识的社会组织基础，提供了很好的方向。两人的研究各自探究了在工作场所建构起来共享意义与在居住社区建构起来的共享意义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差别，以及存在于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历史分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卡茨尼尔森而言），包括收入水平、家庭所有权和职业差异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对哈雷而言）。
同样有价值的，是苏珊.奥斯淳德的研究：她探究了上层阶级妇女如何在上层阶级家庭和社区生活的表达与实践中，来建构她们共享的意义（Ostrander，1980，1984）。奥斯淳德检视了存在于其阶级活动与社区地位之间关系；她认为：阶级活动所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这些妇女在家庭之中所处的附属角色，能解释为什么前者比后者更能够决定其阶级意识，影响其行为。其它的一些针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割的研究则表明：或许，在非上层阶级中，阶级意识与性别意识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参见Milkman，1987，Acker，1989，Yarrow，1991）。正如杰伊.麦克里奥德对生活在低收入住房项目中的黑人和白人成年个体的民族志研究所揭示的：当工人阶级亚文化被种族和性别分工所分割时，这种共享意义得以建构的可能性，将变得更加复杂（MacLeod，1987）。麦克里奥德的研究，生动描述了在某个共享贫困和社会分裂的环境中，人们如何对不同的未来，作出不同的文化反应。
迈克尔.布洛维关于工作场所的民族志比较研究，使用了极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已成为关于意识的社会组织概念的研究典范；不过，他反对那种认为任何地方都能够产生工人阶级意识的观点；布洛维认为，工人阶级意识只产生于工厂之中（Burawoy和Lukacs，1992:4）。和洛克伍德一样，布洛维并不将简单地将阶级意识看成是特定工人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的产物；与洛克伍德不同的是，布洛维关注工人在生产中的经验，以及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各种“生产政体”，是如何发展起来并在强制性的生产关系与阶级意识之间充当中介的作用。
布洛维的几项研究，推进了其观点的发展。他做的第一个研究，是对芝加哥一家机器厂的参与观察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布洛维揭示了工人们所玩的赶工游戏，是如何吊诡地减轻他们对工作的厌倦，从而服务于与资本家的目标相一致的“制造共识”的目的；
14
这种赶工游戏，同时也使得存在于工作场所之中的社会关系的剥削性质，变得模糊起来（Burawoy，1979）。一旦工人对工作产生抱怨，工厂中的“内部国家”便会将这些抱怨纳入既定轨道，并使得这些抱怨成为原子化的抱怨，而不是使工人产生某种集体反应或集体意识。尽管布洛维的这一分析或许忽略了车间“政体”制造冲突与共识的各种方式，该项研究还是对阶级形成研究，作出了重大而富于启发性的贡献，因为它质疑了工厂生产过程中缺乏阶级意识的观点，认为要重视各种工厂“政体”在把握工人阶级意识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Clawson和Fantasia，1983）。布洛维提出了作为意识建构机制的“生产政体”（production regimes）概念；这一概念在其跨国比较和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到了深化。在这些研究中，他强调指出：地方层面采纳的各种生产政体的特定形式，取决于国家创造的各种条件（Burawoy，1985）。
布洛维最近的一项研究（合作者是匈牙利的乔纳什.卢卡奇），建立在对匈牙利工作场所的参与观察的基础之上，该研究提供了比较东、西方意识形态与生产政治之间关系的机会（Burawoy和Lukacs，1992）。通过比较匈牙利机器厂工人的工作经验与芝加哥工厂工人的工作经验，布洛维和卢卡奇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矛盾的“效率”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效率”进行了揭示；同时，通过对匈牙利钢铁厂的经验材料的分析，他们得出了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结论。他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将剩余生产的剥夺合法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只是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而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剩余生产的剥夺，常常通过各种仪式性的动员过程，而将这种剥夺以集体利益的方式表达出来。结果是，“每个人都被召唤着去‘粉饰社会主义’，从而让社会主义变成某种光辉灿烂的未来；与此同时，每个人都知道，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实际上并不那么光辉灿烂（Burawoy和Lukacs，1992:20-2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体系倾向于在工人阶级中激起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则要模糊得多。通过对生产体制的比较研究，布洛维使阶级意识研究建立在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过程之上，建立在生产中的“活生生的经验”的基础之上（Burawoy和Lukacs，1992:113）。
在一项联结组织与文化因素的理论分析中，斯廷康姆碧借鉴了E.P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论述，该研究高度重视存在于汤普森文化分析中的结构性因素；之后，作者对当代服务产业中的文化与工作组织之间的可能互动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Stinchcombe，1990）。，斯廷康姆碧强调指出，劳动力市场的普遍化（大批人签订相同
15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从阶级意识到文化、行动与社会组织(刘建洲译校《国外理论动态》2(3)在线全文阅读。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