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意识到文化、行动与社会组织(刘建洲译校《国外理论动态》2

从阶级意识到文化、行动与社会组织?

瑞克.范塔西亚 刘建洲译

摘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社会学界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多倾向于使用问卷调查法并受到其限制。结果是，阶级意识被人们视作一种静态和个体现象，从社会行动及阶级实践的环境中抽离出来。不过，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工作，常常建立在阶级形成的概念基础上，而不再受承载了更多希望的阶级意识概念在思想上的限制。通过采用各种历史学的、人种志的及参与观察的方法，这些研究工作对传统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昭示着未来研究的富有前景的可能方向。最近的一些社会学研究范例，试图将阶级意识研究建立在文化实践、集体行动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之上；本文对这些研究范例予以了评论。

关键词：研究方法 集体行动 社会分层 工人阶级文化 工作组织

一、对阶级意识的无意识处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超过三十年时间里，针对美国社会中的阶级意识的研究，受到了两种独立但并非不相关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限制。其一，由于冷战的需要，大多数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概念，遭受到意识形态上的怀疑；因此，这些概念不太可能受到社会学的严肃对待，特别是那些曾被马克思本人所使用过的一些分析术语（Bottomore，1976）。其二，美国社会学的根基开始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向“拉扎斯菲尔德式”的研究范式转型，这对该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Boudon，1993）。

在很多方面，理查德.森特斯（Richard Centers）（1949）的经典研究成为了这一双重过程的象征。该项研究实施的初衷，是挑战此前《财富》（Fortune）杂志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研究发现——该调查发现，样本群体中有80%的回答者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森特斯的研究则试图揭示美国存在着显著的工人阶级意识。在添加了“工人阶级”这一

?瑞克.范塔西亚（Rick Fantasia），美国斯密斯学院社会学系教授（Smith College）。本文原文题目与出处为：From Class Consciousness to Culture,Action,and Social Organization，Annual Reviews of Sociology，Vol.21（1995），269-287。本文的翻译得到上海社科规划一般课题“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2010BSH002）的资助。

译者简介：刘建洲，男，湖北随州人。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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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选项后，他发现：在代表全国人口的调查样本（1097个白人男性）中，有相当比例（5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工人阶级”这一选项；这一发现也为其被委婉称作“社会阶级的利益群体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尽管有学者对其研究发现和解释持不同意见（Gross，1953；Case，1955；Gordon，1963；Wilensky，1970），森特斯的研究依然构成了理解社会阶级主观维度的一个研究典范。

从研究者运用的系统的资料收集技术的范围而言，他们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从自我陈述问卷的方法到面对面的访谈方法，从电话调查法到对选举资料进行分析的方法。不过，一般来说，美国的阶级意识研究者们更倾向使用定量研究方法：依赖庞大的数据库，使用精确的抽样技术，通过统计手段对资料进行统计操作。尽管美国的阶级意识研究文献并不丰富（Kerbo，1991:346-347；Gilbert和Kahl，1993:233）；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对阶级认同（Gross，1953；Kahl和Davis，1955；Tucker，1966；Hodge和Treiman，1968；Schreiber和Nygreen，1970；Jackman和Jackman，1983；Davis和Robinson，1988；Simpson等，1988）、阶级态度（Eysneck，1950；Manis和Meltzer，1954；Leggett，1968；Wright，1985；Kluegel和Smith，1986）、阶级政治倾向及意见等方面（Lipset，1960；Hamilton，1972；Szymanski，1978；Weakliem，1993）。通过对上述方法的运用，某些研究者已经对阶级意识不同方面的内容有所揭示；某些研究者并未发现阶级意识的存在；还有一些研究者虽然发现了阶级意识却拒绝其存在。这些研究发现上的各种差别，更多地揭示不同研究者所持的不同先入之见，而不是他们对所在社会阶级集体意识方面的差异认识（Marshall，1983:288；Vanneman和Cannon，1987:48）。

无论研究者们是否将马克思关于阶级意识的概念化方式视作关键的理论参照（他们常常这样做），从一个基本的社会学观点来看：对阶级意识研究而言，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隐含着很多值得怀疑的假设。对问卷调查方法的主要批评，主要来自马歇尔（Marshall，1983），他较早地提出批评并对其缺陷进行了总结：（1）问卷调查法将单个个体的回答作为基本的数据来源，带有某种个体主义的偏见。尽管其假设是认为个体态度的叠加，可以等同于某种形式的集体意识；其结果是，研究者很难理解存在于某一阶级（或任何真正存在的群体）意识中的意义建构的主体间性的本质。（2）在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对问题的回答，往往被记录为某种固定和静态东西，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过程、变化、成熟或矛盾等含义。被调查者对某一问题的矛盾回答或似乎是对立的意义表达，他们在答题解释中的犹豫不定，往往是主体间性的过程的结果；但这些，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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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中被忽略。（3）对被调查者的想法或态度的过分关注，显然限制了研究者对什么才是阶级意识的表达的考量。在标准化的问卷调查中，阶级意识往往被视作某种存在于（或并不存在）于主体思想之中的某种事实。（4）这些研究还作出以下的假设：通过诱导被调查者回答各种口头问题或书面问题，人们便能知晓其关于态度、概念或信仰等方面的大部分看法。（5）在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的态度或观念被人为地与环境相分离，因为它们是从赋予其意义的阶级实践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态度或观念。

尽管使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阶级意识研究，其意义值得考虑，但这些意义很少得到研究者们的明确考量（Coser，1975；Vanneman和Cannon，1987）。不过，在一项研究实例中，有两位研究者决定放弃使用问卷调查方法；他们意识到：问卷调查法的局限性，使研究者难以描绘工人思想中矛盾和对立的方面；而工人们本来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中（Blackburn和Mann，1975）。更近的例子，是艾瑞克.赖特意识到，“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理由让研究者作出这样的假定，”即人们在阶级冲突状况下表现出来的显著阶级意识，会同样显著地表现在在结构化访谈当中。赖特承认，对阶级意识进行测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他承认：对调查法进行批评的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意义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危及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对阶级意识进行的各项研究的价值（Erik Wright，1985:252-253）”。不过，尽管赖特作出了反思，他依然使用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来对工人的态度进行分析；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给出的解释并不怎么令人信服：“人们的认知过程具有某种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能跨越访谈的人为环境与阶级斗争的真实生活环境；尽管结构化访谈可能会产生失真，社会调查还是能够测量人们认知过程中的某些稳定的要素”（p.253）。不过，尽管社会调查或许具有这种研究潜能，其效果依然不能得到确认：因为调查并非在一系列不同的环境中进行（更不用说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下进行）。正因为存在这一问题，《企鹅社会学词典》（Pengui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才会用一整个条目（论“双重意识”），来论述其中的困境：假设人们的认知过程在调查环境和其它社会环境下是相同的，会带来很多困境（Abercrombie等，1988）。

上述规则的一个著名的例外，表现在最近一项针对加拿大邮政工人样本的信仰研究中。研究者对工人在罢工前后的信仰（及罢工期间的行动）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罢工环境使工人们产生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其态度从妥协迈向团结）；而一旦集体行动平息下去，这种态度便仅仅在少数工人中延续）（Langford，1994:126-127）。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它强调了集体行动与内在于大多数问卷调查中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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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信仰间的分裂状况；就这一点而言，该研究颇具启发性。

阶级意识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至少存在着与研究阶级意识的方法与技术一样多的各种问题。通常，阶级意识这一概念被认为源自马克思的著作，它构成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和阶级的理论的“核心”要素（Gilbert和Kahl，1993:228）。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人类的意识使“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灵巧的蜜蜂区别开来（转引自Bottomore和Rubel，1961:102）；”并且，尽管马克思坚持以下关于阶级关系的观点：以“自在”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逐渐成为“自为”阶级（转引自Tucker，1978:218）。但据我所知，马克思从未使用过“阶级意识”这一术语，他当然不会象许多社会学研究（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寻求的那样，去对一群个体工人的思想立场进行命名。甚至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他或许最该为阶级意识这一术语的传播负责），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也特别反对将阶级意识化约到个体的、思想的层次：“这种分析从一开始，就将阶级意识与经验所规定的意识，以及能够从心理学角度加以描述和解释的人们关于自己生活状况的思想，区别开来，”并且，“??阶级意识所关注的，既不是个体的思想（无论这种思想多么先进），也不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状况”（Lukacs，转引自Bottomore，1973:97-100）。

提及这些，并非出于诡辩或是想参与到某种晦涩的关于“马克思学”的对话中去；笔者的目的在于：至少某些被用来反对马克思本人的社会学论点（尤其是在美国），本身便建立在片面的、存在重大误解的概念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当阶级意识被认为是某种与个别阶级成员在特定时刻的思想或信仰相关的某种东西的时候。甚至是那些持友善态度的研究者们（他们试图改善阶级意识概念的定义以支持马克思的观点），都是在帮助维护这样的观点——思想观念是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迈克尔.曼从另一个角度，难能可贵地尝试澄清阶级意识的不同层次：认同自己是某个阶级的成员；感知本阶级与其它阶级的对立；认为阶级决定特定社会的总体状况；最后，拥有能够替代现有社会的某种无阶级社会的憧憬。这些关于阶级意识层次的划分，扩展了阶级意识的内涵，却很少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主体性（subjectivity）上面去（Michael Mann，1973）。

马克思自己曾尝试进行一项调查研究计划（Weiss，1973）；尽管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其工人调查问卷中的101道问题的回答率极低，显见是一次失败的调查，但它还是区别于当代针对阶级意识的各种调查研究，这一点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马克思设计的工人调查表，目的并非是对工人的态度、思想、自我认同、政治倾向或“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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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而是为了收集与工人生活的物质条件相关的具体数据：如工资、报酬支付的方式，工作时间，工作安全状况等等。显然，尽管这种调查必然会收集到关于客观状况的各种主观陈述，但马克思的兴趣是对工人进行教育。他将问卷分发给法国的工人群体、社会主义者团体、“以及任何需要它的人”（Bottomore和Rubel，1961:210），目的是推动工人群体对自身的工作状况进行讨论，并将这作为激发阶级行动的一种方式。

对主流社会科学而言，这种做法无疑会使调查结果受到调查者主观性的“污染”。但对马克思这样希望改变世界而非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家而言，这种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什么不协调之处。在该项调查实施前的不到十年时间里，马克思获得的关于法国工人阶级战斗精神和组织能力的大部分知识，主要是基于工人在巴黎公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以及其后发生的六万人的大屠杀（Tucker，1978）。

无疑，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之外，研究者们依然能对阶级成员的意识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Goldethorpe和Marshall，1992）；在美国，绝大多数关于阶级意识的调查研究，其所关注的都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工人阶级意识，且与研究者想象的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意识概念进行对话（尽管这种对话很大程度偏离了马克思的构想）。研究问题的建构，通常受到马克思著名的二分法的影响：即生产的不断社会化，会使一个阶级“与资本相对立，但它还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在斗争中??这一群体团结起来，并将自身组织为一个自在的阶级（Marx，转引自Tucker，1978:218）”。但是，这一关于“自在阶级”的表达，往往背离了其所处的能动的、动态的环境。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在斗争、团结和形成的历史进程，工人阶级“战斗着”，“团结起来”并“成为一个阶级”。尽管马克思从未给出其关于阶级的正式定义（更不用说关于阶级意识的定义了），他的著作还是提醒我们：要特别从理论上关注行动、政治动员、组织能力，以及存在于该阶级与其它阶级互动和关系之中的功能上团结（或者是缺乏这种团结）。

对马克思来说，思想是重要的；但思想不能孤立于行动世界之外。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客观性”与“主观性”通过“有意识的人类活动”而联系在一起。不过，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倾向于从活生生的实践经验中将回答者的观念与态度抽象出来。或许，这种研究方法能够把握被调查者的某些重要的态度变化趋势。无论如何，裁剪马克思的概念来适应问卷调查的设计，研究者很可能会忽略那些或许是阶级关系和阶级经验中最为重要的和有趣的维度。对那些寻求继续马克思的规划的研究者而言，情况确乎如此；因为正是这些人，致力于埋葬马克思的研究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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