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调查方法中的随机抽样与标准化测量，似乎比那些系统化程度较低的的研究策略更具优势；尽管如此，霍德森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可以将大规模的民族志研究资料进行系统编码，这样获得的比较研究数据库，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对研究设计进行检验（Hodson等，1993）。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研究兴趣是某些阶级和其它阶级的互动的程度，那么，随机抽样的方法实际上或许是在阻碍研究者对这种关系的把握，而不是使该关系得到阐明。这里的危险在于：追求样本代表性的随机抽样研究，可能会忽视许多最重要的因素，如重要参与者、关键制度，以及使得这些制度变得“关键”起来的规则、原则和各种实践策略。正如布迪厄所强调的，随机抽样的研究方法，会“令研究者打算建构的每一客体都变得支离破碎，”尤其是在对竞争群体或组织进行研究时；在这些群体或组织中，刚好只允许某个人“占据特定场域中的各种位置；而这一特定的个体，却会对整体结构产生影响”（Bourdieu和Wacquant，1992:243）。
上述问题，也体现在最近的对诸多阶级意识研究文献的总结中（笔者已对其进行了批评）；其研究结论是：美国并不存在什么阶级（Kingston，1994）。该研究的分析呈现颇为谨慎，其目的是试图对好几种阶级理论的经验证据进行评价。这些阶级理论包括：赖特关于阶级结构的示意图（Wright，1985），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的概念（Giddens，1973）。通过对“近期的很多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文献”（p.16）进行回顾与评价，金斯顿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具有共同经济地位的人们——他们构成了一个‘阶级’——享有独特的生活经验（p.6）。”
尽管金斯顿的研究有众多可取之处，但读者在阅读了其近三十页的坚决反对那种认为美国存在阶级的看法后，就会蓦然发现：美国存在的并非一个阶级，而是两个阶级——“巨富阶级（上层阶级？）”和“赤贫阶级（下层阶级？）（p.33）”。在题为“被忽略的极端值”一节中金斯顿告诉读者：上层阶级在样本中被忽略掉了，这不仅因为其数量太少，还因为他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隐私；因此，代表总体人口的样本中，这一阶级并未出现；而之所以忽略下层阶级，是因为该项研究的样本划分乃是基于职业的范畴，倾向于将定义中的穷人排除在外（p.34）。但是，关于美国的上层阶级，人们知之甚多：譬如，上层阶级作为一个群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其政治动员、社会网络和群体团结，其文化实践、社会化过程和经济位置，其惯常生活，以及它与其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等等。如此一来，这个在众多历史学和民族志研究发现中或多或少支配美国社会的重大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这些制度，对理解美国的阶级关系而言至关重要）的上层阶级，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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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极端值（因为它过于富裕？拥有过多的权力？过于排斥他人？或因其太像一个阶级？），就被“忽略不计”了。同样，由于依赖标准化的职业范畴，失业者以及非正规就业的人员（这些人曾经被视作传统的“无产阶级成员”），因类似原因而被“忽略不计”。但是，如果某项研究的有效性要想得到认可，就不能忽略上述“极值”群体，就不能够仅仅依赖这些来自全国样本的定量调查数据的定量资料。实际上，数年之前，两个研究者对这些同样的调查数据与选举研究资料进行重新解释，他们发现：一旦对那些原本被排除在传统样本之外的人们（如未参加选举的人，非裔美国人和资本家阶级）进行检验；同时，将检验结果与比较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历史研究获得的资料进行比照，那么，研究者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关于阶级意识的具体图景（Vanneman和Cannon，1987）。
金斯顿等人认为，民族志和历史研究所获得的资料集中关注“某一群体”或缺乏“代表性”（Kingston，1994:16），因此，他们拒绝利用这些资料。这样一来，他们便忽视了阶级关系和阶级经验中的众多至关重要的方面。研究对象以及处理研究对象的方式，之所以受制于研究方法和技术，实际上是一个理论选择的问题；因为各种研究方法与策略的选择，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并非中立的。社会分层研究者持有的阶级概念，其背后的理论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强调个人奋斗，忽视巨富阶层与赤贫阶层之间的阶级差异，这令其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的看法，不仅背离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的思想，甚至与其相冲突（Nisbet，1966:183-186）。
存在于各种阶级意识研究方法之间的种种差异，折射出研究者对阶级这一概念持有的根本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包含一种历史关系，阶级并非一种等级式位置；因此，最好将阶级看成是一种变化的、过程的和互动的现象并对其加以研究（Thompson，1968:939；Zeitlin，1980:3；McNall等，1991:4）。作为一种社会结构（social configuration），阶级受到来自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由变动着的物质关系和象征关系构成的各阶级之间的表现形式与基础；外部因素包括“阶级内关系”，常常被称为“阶级形成”）；同时，阶级总是一种未生成的（partial）社会结构，特定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处于组织、解组和重组的过程中，并与其它阶级发生着冲突（Wacquant，1991:51）。
研究者常常将阶级形成的过程，建构为一种双重历史过程。该过程包含客观（如将人们配置到不同经济实践中的各种机制）与主观（如观念形态的阶级意识）两方面的内容。因此，他们倾向于将阶级形成过程，等同于客观内容与主观内容的分离；尽管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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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发生于某种历史的动态过程中，这与前面我们所讨论的社会分层研究方法的处理方式，是一致的（Therborn，1983:39；Katznelson，1986；McNall等，1991:7）。不过，将阶级结构视作“阶级之间的关系（interclass relations）”，而将阶级形成视作“阶级内部的关系（intraclass relations）”，或许能够提出某种更具价值的研究构想（Wacquant，1991）。“阶级之间的关系”的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主观-客观二元对立关系的存在，这为“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回归，留下了概念上的余地；“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在主观维度与客观维度之间，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它既是客观阶级与主观阶级的体现，同时又生产着客观阶级和主观阶级。
将阶级形成看成是一种阶级内部的关系，似乎能够为研究某一阶级或阶级成员在何种程度上为成为“自在阶级”而奋斗，提供一个更有用的概念工具。这一概念，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考量以下阶级实践形式：文化实践、集体行动、组织建构过程（或解组过程）等。上述实践形式对阶级团结和阶级定义的维系（或削弱）而言至关重要，但阶级意识研究者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实践形式。这并非要求研究者排斥对思想观念因素的考量，而是要求他们将阶级意识置于真实的（和变动的）历史过程中去考量；正是群体或阶级间的互动，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创造了这一历史过程。换言之，必须将思想和态度置于实践、制度和历史环境中加以考量；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思想与态度才得以形成，得以在主体之间协商并获得意义。这种对实践、制度和历史过程的强调，要求我们不再将阶级意识这一概念视作研究的重心，而代之以对那些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阶级关系的对象进行研究。
当然，这样的研究规划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且涌现了大量研究文献。同时，这些研究表现出理论上的同质性和主题的差异性。换言之，面对相当广泛的经验材料，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各种有限的问题。其中，“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类研究框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对阶级关系与阶级形成的研究而言，是不足为奇的）；同时，研究者们往往也受到韦伯的影响。在下文中，笔者将对最近的一些有前景的研究案例，予以评论。
二、行动中的文化
在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E.P汤普森将阶级概念化为一种能动的、关系的历史过程，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阶级经验的文化表达；汤普森的阐述对社会分层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提出了意义深远的批评（Thompson，1968:9-12）。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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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汤普森对工人阶级建构自身独立的工人阶级文化过程中的自我活动，以及工人阶级文化过程独立于物质形式的相对自主性，进行了揭示。汤普森的分析，引起一代社会史学家对工人阶级文化与工人阶级意识的极高的学术关注。他也因此被后人奉为“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学术研究的鼻祖（Kaye，1984；Alexander和Seidman，1990；Aronowitz，1993）。
尽管汤普森的研究主题是“文化”，其中包括对各种象征表达模式的研究（仪式行为、风俗进化、新生社会群体对传统文化模式的运用与改变等），他从未安于接受传统的人类学文化概念；他认为，传统的人类学文化概念，就像“多数人认可的令人舒服咒语，可能会使得研究者不再关注社会矛盾、文化矛盾，以及存在于整体之中的断裂与对立（Thompson，1991:6）。”相反，汤普森将阶级文化的表达，看成是沿着“模糊”阶级边界而发生社会分裂的某种事物；之所以说阶级边界是“模糊的”，是因为现代的阶级关系浮现于十八、十九世纪；由于历史的偶然、部门与区域差异及阶级经验的关系性特征等原因，研究者们发现：无论他们怎样去编制自己的“社会学之网”，都无法发现某种“纯粹的阶级样本”（Thompson，1968:9）。汤普森的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亚文化，这种亚文化产品所赋予的意义，往往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规则直接对立。
汤普森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一种文化表达，其著作拓宽了阶级意识的研究领域，将更广泛的阶级实践、阶级表达和建构，纳入到研究的视野；所有这些，都是问卷调查方法所不能做到的。汤普森的研究，激发很多社会史研究者对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进行研究，并将二者看成是休闲活动、家庭仪式、邻里关系、社会俱乐部、互助团体、工会等发展过程的体现与表达（Kaye和McClelland，1990）。
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其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它将人们的能动性置于分析的中心（Appelbaum，1979；Thompson，1978）。不过，最近的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汤普森所发现的历史主体，究竟是谁？这些研究试图挑战以下观念——历史上确实存在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人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意识——他们认为，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种更具历史局限性的“工匠”意识或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民粹主义”意识（Calhoun，1982；Stedman Jones，1983；McNall，1988；Scott，1988；Joyce，1991；Orr和McNall，1991）。例如，汤普森认为：历史上十八世纪的工匠激进主义，成功转化为十九世纪的工人阶级意识（这体现在对阶级剥削的集体文化反应上）；卡尔霍恩则将社区（而不是阶级）置于分析的中心，并将其看成是十八世纪工匠激进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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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houn，1982），这种激进主义完全不同于（更不用说接近）明显体现在十九世纪宪章运动中的的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取向。汤普森强调，工人阶级共享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过程；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工人对剥削性社会关系（他们被嵌入到这些关系之中）的响应过程之中得到建构（阶级意识是该阶级“生动经验”的文化表达）；最近的“后结构主义”历史学家们，则强调语言的力量在塑造工人意识、迈向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影响力独立于阶级而发挥作用），强调阶级经验的语言学基础和话语基础（包括性别基础）（Stedman-Jones，1983；Joyce，1991；Scott，1991）。
对话语的强调，迫使研究者对阶级意识及语言在影响意义建构上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有效的反思；尽管如此，这里依然存在一种危险，即将语言看成是一种“决定性”力量，以便匆忙撤退并不再将阶级看成是一种关于剥削的关系性概念（Foster，1985；Meiksins-Wood，1986）。将语言看成是某种似乎完全脱离社会结构过程（而不是“具有某种自主性”）的东西，忽视存在于这种社会结构过程中的某些群体或阶级所具有的影响对话、话语和意义的能力（Orr和McNall，1991；Steinberg，1993）——这样的研究策略，似乎无助于我们避免上文已批判过的、与问卷调查法相似的局限——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过分依赖于对态度和思想的把握。在回应针对他的批评时，汤普森强调了这样一种趋势，要将人们看成是“处于语言牢笼之中”；这样一来，研究者便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语言在不同场景下被创造性使用的方式，尤其是在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群体中，各种表现的差异与反抗的姿态，或许不得不与支配者共存（Thompson，1991:10-11）
斯腾伯格既不将话语看成是某种嵌入性力量，也不讲其视作某种决定性力量，而将分析重点集中在特定冲突场景下围绕话语和意义而展开的斗争上（Steinberg，1991；1993）。他的这项研究的基础，是对十九世纪英国纺织工人和纺纱工人的历史分析；斯腾伯格认为：各群体间争夺的一个焦点，是围绕流行话语而展开的争夺——从在本质上看，这些冲突是围绕意义而展开的冲突，展现出被压迫群体的破坏力。作为对斯德曼.琼斯（Stedman Jones）、乔伊斯（Joyce）和斯科特（Scott）等人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回应，斯腾伯格认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建构，发生在处于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之中并被这种文化所制约；因此，阶级意识的分析焦点应该集中对工人阶级使用、借用并在资产阶级话语上贴上自己的意义标签的过程进行分析，而不是关注对工人所使用的词汇的分析（Steinberg，1993:12）。他忠告道：追寻某种“纯粹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努力，将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暗示在社会生活及其表达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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