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取消先后之序的“知行合一”说而提出的,批评这种抽象的绝对同一,认为知行有区分,才能相资以互用;其三肯定知行各有其功效;
2. “能与所”的关系:王船山论析了己与物、能与所、心与感官的关系问题,从不同方面批驳了唯心论观点。己与物虽然是有区别的,然己亦有物,物亦有己,主体亦不可能离开客体而存在的。船山认为,不但自然现象可谓为物,人类生活中的精神现象也可谓为物,一切皆物。即是说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船山进而论能所关系这对于所谓能所的意义加以分析,从而批判了佛家惟心惟识之说。中国传统哲学讲的“能”是指主观能动的思维因素,“所”则是思维的对象,并且认为这两者之间是相联系的。这种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思想,以明清之际的王夫子表述得最为明确和深刻。王夫之的这段话有以下三层意思:(1)应从主体和客体的相联系中去考察能所关系;(2)能和所(认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真实的存在;(3)所是能的依据和基础即客观决定主观。王夫之针对陆王学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感觉论,指出客观对象并不是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而存在的;
3. 王夫之与王守仁“知行观的异同”;
王守仁:由此他进一步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不同意把知行分开看成先后的关系,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知行合一说,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强调道德实践,要言行一致。但混淆了意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界限,甚至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了,这就陷入了唯心论。王夫之:知必须依赖于行,只有行才能使人们获得成功;行可以取得知的效果,而能知未必能行,知而不行,即无实效。由此,王夫之得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结论,认为在知与行的关系中,行是主要方面,行是两者统一的基础。是反对王守仁混淆知行差别,取消先后之序的“知行合一”说而提出的,批评这种抽象的绝对同一,认为知行有区分,才能相资以互用。
(二) 其他
1. 经世致用: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思潮。指学问必须能治国安民,有益于国计民生,取得实际的功效。又称经世致用之学,与空疏无用之学相对。最初导源于南宋的浙东事功学派。到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成为一股学术思潮。顾炎武提出“通经致用”,后来龚自珍、魏源等人又在此基础上而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以经术为治术”,使之服务于国计民生;
五、 近代(一)基本概念
1. 体用不二:所谓“天道”和“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天道”是体,“天命”是用,体用不二,谓之“天心”。生生不已,循环往复,谓之“天意”。“体用不二”论,是熊十力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观念。这观念主要展现在其原创性的经典之作《新唯识论》之中。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蒂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与程朱“体用一源”的不同在于:程朱虽然肯定体在用中,体不离用,但体是存藏于用之中的,与用不离不杂的一种抽象实体。熊十力坚持实体不在功用之外、肯定精神对于物质的主导、认定实体自身是变动生生的,他的体用论可视为儒家刚健、崇德、用世等价值的本体论基础;
2. 中体西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之争中洋务派的主张。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即纲常名教为立国之根本,以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措施为强国之作用。这一观点表明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带来极大的冲击,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它主张维护传统社会的根本制度和纲常名教,希企用西方的“富强之术”使封建社会恢复生机。成为洋务运动、反对维新变法的思想纲领。在晚清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3. 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总称。近代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学说和理论纲领。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的理论和政治纲领,孙中山思想体系的核心,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二)康有为
1. 托古改制(公羊三世):这是康有为所提出的思想,通过对于《春秋公羊传》的阐释把人类社会理解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依次发展的过程,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君主专制向君民共主发展,从而为其变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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