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4)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样,则需要回顾、总结,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是30年的经历者,同时也是参与者。

及时进行民主化转型，经济发展势头将很难长期保持下去。

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个道理，就应该尽早地在时机、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来进行制度转型。近代史给了我们什么教训？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强敌强制打开中国的大门，强制改革开放。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以政府为主导实行经济改革；19世纪末，我们原以为富国强兵就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但是甲午战争我们溃败，这是制度的问题。于是才反思，才有戊戌变法。落后不仅仅是因为经济落后，是因为制度落后。日本战胜，是因为有明治维新，有宪法。所以才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提倡开议会、立宪法。如果不是保守政治势力的阻碍，如果戊戌变法、清末君主立宪改革能够成功的话，清朝也不至于崩溃，中国就没有后来40年的战争了。加上建国以后又搞阶级斗争，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花了整整70年的时间付出代价，国家已经搞得民不聊生。所以我们要在大好形势下，有一些忧虑，有一些危机感，不要以为经济改革取得成就就不需要政

治改革了。

思想的阻力，还体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国情特殊论”。你一谈政治体制改革，马上有人说稳定压倒一切，免谈，改革就不稳定了。一谈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有人说中国的国情特殊，

中国的国情是要中国特色。

稳定能不能压倒一切？稳定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是不可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点毫

无疑问。我们需要稳定，谁也不想动乱，但是稳定也不可能是压倒一切的。

《代议制政府》的作者密尔，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他说，一个政府，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实就两个事：一个是保持秩序，使一个社会有秩序；一个就是推进进步。但是秩序跟进步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过分地强调秩序的话，社会的进步可能就会缓慢，或者不能进步，甚至倒退了。如果推进进步的话，可能会给秩序带来一定的危险，但是一个好的政府是能推进进步的，而不单单寻求秩序。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寻求维持秩序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僵化、死亡。

这是密尔的理论。他就讲了怎么在秩序和进步之间保持平衡。

稳定不能压倒一切，也不能以牺牲一些人最基本的权利为代价。比如我们拆了老百姓的房子，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你就不要补偿吧，不要上访吧！这种稳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后果是极不稳定，所以为了稳定只好采取很多的措施，包括奥运期间采取的办法，从中央派了很多干部到各省去接访，然后给钱，多年没解决的问题就给钱，只要不上访就给钱。付得起吗？不管是不是对，也不管公正不公正，司法的秩序就打乱了，这个稳定不是一个长久时期的稳定。所以稳定不是压倒一切的，特别是人的基本权利，还要维护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稳定压倒一切就能牺牲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要求、个人合法的权利，而牺牲个人权利的后果是积压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道理是那么的简单，老是用控制的办法就能保持稳定吗？这是一个不需要详细论证就能明白的道理。 搞民主会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很多人都觉得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他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现象，大都是在民主的国家。一会儿讲拉丁美洲，一会儿又是东南亚国家。这些都作为论证民主可能造成不稳定的引证论据，我认为是非常片面的。我只能说，在一个不完全民主的国家向民主过渡的时候，会出现高度的不稳定，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一旦进入民主轨道以后，事实上是稳定的，这个不用证明，真正民主的国家，社会数百年持续稳定。所以不稳定是在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不能把民主和动乱必然联系起来，只能说向民主过渡会有不稳定的危险，所以我们不是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样,则需要回顾、总结,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是30年的经历者,同时也是参与者。

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解决向民主过渡时怎么避免不稳定的问题。

避免不稳定有很多社会的条件，时机是很重要的。我常常打这个比方，当然历史不能再重演，如果清末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为什么？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当时的清王朝，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还有权力和威信掌控国家，改革完全能在掌控之下来运行；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的社会，包括知识分子精英都非常支持改革，包括像孙中山这样的人都支持君主立宪制，他是在梦想破灭以后才革命的。当时知识分子跟政府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的改革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好机会，中国很可能搞君主立宪制，那时到现在一步一步地发展，一年改那么一点点，恐怕也比现在好多了。没有后来的革命，战争，搞得经济重新建设；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又要重新建设。即便经济建设不是太难的，而一个制度的维持就非常困难。可惜这个时机就错过了，后来到1905年、1908年再来搞宪政，戊戌变法以后知识分子跟政府已经分裂了，而向民主过渡的时机也错过了。所以说不要一说民主就动乱，不是那

么回事，关键是我们要正确地总结历史。

再一个就是“国情特殊论”。我们的国情那么特殊吗？我看也没有那么特殊。首先人都是一样的，基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要把我们跟整个人类社会分开了，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凡是人类都有基本共同的理念，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人类有一些共同的，包括最根本的哲学价值层面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这怎么不是共同的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特

殊的。

还有人说中国公民素质太差了，不适合搞民主。2002年，我出版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是专门批驳这种观点的，当然不是从理论上批，是用调查的结果来批判。首先中国老百姓素质太差了不能搞选举，我就不认同。我们搞了很多调查，去了很多地方，调查结果很明显地显示，对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于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农村高而不是城市高。你去看看，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城市的选举，选居委会你会去参加吗？我不会去参加，这个选举有什么用处呢？毫无意义的东西。农民为什么选举呢？农民选举是关系到自身的切身利益。到北京来上访，一次又一次，说农民没有觉悟，这些话语都是从想象里边捏造出来的。在利益面前谁都有觉悟，关键是能不能建立一个制度的渠道，能不能真正表达公民的利益？如果能，选举就会有积极性参加了。两百年前美国的那些清教徒，还有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那些罪犯，他们都投票，跟素质没有关系。所以说中国公民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这个说法很荒唐。如果顺着这个荒唐的论调，假设说农村老百姓素质低，城市里的居民素质高，北京市高，上海市也可以吧，上海也跟世界接轨了，大学生、博士生比例比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都高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北京、上海先民主起来？让上海的老百姓民主起来，选个市长什么的干干，是不是可以呢？ 我曾帮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做选举顾问。联合国有个全球基金，这个全球基金出了很多钱，要在各个国家防治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三种疾病。根据全球基金的要求，你这个国家必须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叫做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才可以申请这项经费。中国已经拿了5个亿美金，但是人家要求你必须要有选举，其中5个是政府代表不需要选举，6个是非政府代表，在6个非政府代表里面，人家规定有一个必须是以草根为基础的NGO（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其他都可以找官方的，这个不行，所以要选举，选出一个代表。上次选举闹到联合国去了，说你这个选举不公正，人家就不给你钱，所以要搞一个公正的选举。在一个公平竞争条件下的选举应该怎么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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