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2)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样,则需要回顾、总结,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是30年的经历者,同时也是参与者。

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精简机构。1986年进一步提出，我们要讲民主，但不要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

三权分立那一套。

以上是第一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其背景是反思我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民主，要法制，要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的问题，要解决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改革的动机就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不应该再有文化大

革命那种乱批人、乱斗人、乱抓人的现象，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改革的特点是以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观念的变革。比如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实际上是在哲学层面上谈人性、人道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挖掘人道主义的

因素，用这样一些东西来启蒙社会。

在前十年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央最高领导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学生、社会、知识分子也在讲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两种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有不一样的内涵。在知识分子、学生看来，更多的是自由、民主、竞选这些东西。但在政治领导人层面上，主要是在我们现有制度下，怎么能够发扬一些民主。人文知识分子强调的观念上的头脑风暴的改革，与权力驱动的改革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没有对权力的要求，只知道民主是好的，西方的一些东西是好的，学生也不了解西方。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在发动、推动，这次改革成功体现在1982年宪法里面。改革的

普遍共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

1989年至今，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

1989年以后有几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都处于徘徊的状态。1992年，邓小平南巡打破了这种局面，一下子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到了最前沿，市场经济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期间发生了苏联东欧解体的事件，对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领导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是我们下一场改革很重要的背景。在东欧解体以后，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搞西方的民主，要吸取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我们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经济上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发展政策；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在国际上采取韬光养晦

的政策。

第二阶段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在第二阶段，每一次十几大（党代会）的报告文件里面也谈政治体制改革，但实质上我们没有看到制度上的安排。整个社会埋头搞经济建设，带来了财富的增加，但我们的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崩溃的，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瓦解。我们迎来了世界资本，我们产生了一代富豪，但是我们增加了贫富差距和代沟。我们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赶超西方强国的梦想，2008年的奥运会给中国人长了民族骨气。同时我们也有非常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好的方面，也会伤害一些东西。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清末的义和团就是这样，它打着爱国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见洋人就杀，给国

家制造了麻烦。民族主义是个双刃剑，不能说因为“爱国”所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

改革带来了政治职能的转变，但是政府本身的利益也在增加，政府本身也是利益主体，跟社会争利益。政府有更强的能力，一方面我们说市场经济改革要转变政府的职能，要缩小、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由于经济能力和其他管理制度的变革，实际上政府的能力在提升。我们产生了一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样,则需要回顾、总结,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是30年的经历者,同时也是参与者。

个富有阶层，但是我们有些富有阶层不太需要改革。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向何方呢？我认为，过去那场靠观念支撑的改革已经死亡了，已经过去了，我们过去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热衷于改革，但是他们没有利益的支撑，是观念性的改革。但是我认为新的改革正在萌生，就是市场

经济土壤中产生的，来自社会层面的极力要求的政治改革正在萌生。

总结第二阶段，1989年以后，（在钱与权结合推动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1992年后单兵突进。张五常先生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县级的竞争，我写了文章批评，我认为最大的东西就是权与钱的结合。地方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用各种政策、优惠办法来创造投资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是法律的环境，也不是民主的环境，是一种资源的环境，以劳动力环境、资源、土地为代价的环境。这是权力与资本的蜜月期。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转向。知识分子与政府的联盟出现裂痕，传统人文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一部分强调经济效率的经济学家登上舞台。在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传统的、新中国建立的道德体系和信念也在消失。随着经济改革取得成果，部分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在这期间一些与政治改革有关的行政、司法改革都无果而终，如基层民主自治、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司法改革、公车改革、反腐败等，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渐式微。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了，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却成了一个问题。

二、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判断

我认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是处于一个停滞萎缩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说呢？前面已经说到了一个大的背景，还因为高层对政治改革的看法跟当年不一样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搞改革，结果苏联解体了。现在高层最担心的是这个，所以话语也变化了。这里我就简单地引用一下过去领导人的讲话，看看从中能看到什么信息。邓小平在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和11月9日，四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本来是在反自由化很热的时候，邓小平在1986年一下子热衷于谈政治体

制改革，我们当时也觉得不是很好理解，他当时一直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要向前走一步，就会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继续向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要知道，那一代人，特别是邓小平，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国家富强起来。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达到国家富强的一种手段，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共识。 那么他说到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到第一位。第二，要权力下放，解决中央跟地方的关系。第三，是精简机构，这跟权力下放有关系，就是把中央政府的权力放下去。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些非常清楚，所以当时改革是以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为主。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主要谈的是党政分开。当时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党政分开是不是有点儿太保守。那时我在全国人大工作，我觉得党政分开不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党与人大分开，而这才是关键的问题。但是就连党政分开的改革都没有走下去。后来十六大我们也谈政治体制改革，话语是前进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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