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域下的民族国家(3)

三、民族国家、资本逻辑与帝国主义

民族国家本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并成为现代政治国家的主要类型，其主要旨趣在于实现对界定空间范围内的政治一体化，其“在逻辑上指向的是国家内部的政治统一，而非海外投机”［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其自身必然要衍生出一种内在的扩张趋势，“高速流动的资本和商品流通所具有的机动性，胜过劳动力市场、社区、民族国家等在地域上所具有的稳固性”［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第236页。 ，这是民族国家所要面临的严重挑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在全球的扩张有过详细的论述，其核心要点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逻辑，即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而在全球实现空间转移。按照哈维的判断：“从资本主义逻辑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的特征在于通过开拓非均衡性地理环境，并利用空间交换所必然产生的。”［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28页。 那么，资本逻辑的利益原则所催生的“空间交换”，必然会与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产生冲突，因为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是领土空间的固有化及排他性。可见，民族国家与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没有天然的统一性，因此，“民族国家本身并不能为帝国主义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同上，第37页。 。那么，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如何应对不断对外扩张的资本逻辑呢？这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所必经的环节，因为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成熟的现代政治国家类型，仍然在全球化时代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哈维认为，这需要民族国家以“民族”因素为媒介，从而嵌入到资本主义扩张的手段中去，即“在民族资本占据首要地位的帝国计划的背后调动起民族主义、侵略主义、爱国主义、尤其是种族主义——在此资本主义企业的范围与民族国家发挥作用的范围基本上实现了一致”同上，第38页。 。在此，民族国家淡化了政治共同体的功能，强化了如安德森所述的“想象共同体”的功能。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逻辑，即对内实行民族国家、对外实行帝国主义，二者的结合成为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些案例在殖民扩张和全球化时期比比皆是，表现在通过跨国公司等组织实现对民族国家领域内的渗透。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兴起，民族国家的观念日趋弱化。考茨基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中指出：“民族国家的观念——对资产阶级说来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从一定的发展高度开始越过它的国界向外扩张。”［俄］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家联盟》，叶至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1页。 民族国家的“衰弱”尤其因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而雪上加霜，虽然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依赖对领土空间的占有，其自身有强烈的空间逻辑，但在民族国家的成熟时期，其关注点在很大程度上移置到了内部的行政治理上。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得资本主义诉诸全球性竞争，最终诉诸于垄断时，必然会与民族国家对领土空间内的垄断权力发生冲突，“这种通过竞争获取利润所带来的空间推动力的趋势，遭到了领土空间内垄断权力所形成的合力的阻碍。正是从这些垄断中心出发，世界上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实践和要求建立帝国的呼吁”［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80页。 。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立一种不囿于民族国家而与世界市场相协调的政治机制，这在当代世界显得尤为突出。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中认为，这种政治调控机制的建立需要“超越国界的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只有借助于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的意识，具有全球行为能力的主体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从而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德］尤尔根·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面对诸种理论倡议，民族国家能够摒弃自身赖以存在的民族意识形态及其内部的垄断权力吗？全球化时代的空间逻辑战胜了民族国家的领土的空间逻辑，从而意味着民族国家式微吗？

全球化空间逻辑的前提是区域不平衡发展，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不平衡性（包括劳动力差异、土地成本等）的差距正在缩小，“如果放任自流，不加抑制，那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将衰弱而终，并最终毁掉它自己财富的两个来源——劳动力和土地”［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28页。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空间逻辑必然会激起民族主义的运动，这里面包含着复杂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因素，而这是全球化空间逻辑所难以击穿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功能和民族整合功能，使其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具普遍性。最具说服力的是，军事力量仍然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随着民族国家的全球扩张，发动战争的手段也越来越聚集在了民族国家手里”［英］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19页。 。民族国家的生命力在于以民族国家为维系的国家治理模式，其自身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民族国家并没有趋于消失，而在变得更加普遍化。他认为，“如果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的话，那么，民族国家体系同样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突出特征之一”同上，第119页。 。同时，当今世界仍存在有民族无国家的现象，他们的目的仍然是寻求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建国，比如巴勒斯坦。可见，民族国家在民族认同功能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对利润的追求必然会与民族国家中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发生冲突。哈维认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指出了其中的端倪：“所有这些都被一种对‘利润的极度渴望’所激励，并不可避免地包含风险，所以工业‘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社会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26页。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解决方法寄托在作为伦理观念的实现即国家上。国家是解决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最终形式。黑格尔的理想展示的是古典的解决方法。而20世纪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来，重新回归国家的呼声日趋高涨，尤其是依赖具有主权功能的民族国家，国家的功能藉此得到了恢复，表现在对内部政治经济生活的干预。哈维认为，出于同样的观念，“民族国家也保留了根本防御措施之一来对付原始市场权力。面对着时空压缩和全球商品化，保护种族和文化同一及环境质量也成为一个关键手段。因此，民族国家就成了一个主要场所，‘强烈反对’那种诉诸民粹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同上，第63页。 。因为全球化所推进的不仅是纯粹经济的现象，它必然裹挟着对所到之处“生活世界”的改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资产阶级所到之处“必定会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这是具有特定区域、语言和文化认同的族群所不能接受而加以拒斥的，民族国家仍然是其实现自我保存的最终堡垒，“因为一旦‘民族’概念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8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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