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域下的民族国家

林青

作者简介：林青（上海 200433）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3页。

【摘要】

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权力的时空伸延，其典型形式是监控的普遍化；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对传统文化及其社会基础的侵蚀，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反抗运动滋生了对实现自我保存的民族国家的建国愿望，这尤其表现在殖民地国家。而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时空转移，帝国主义的资本逻辑日益对民族国家固有的领土空间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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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空间；城市化；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5-0017-06

本文尝试结合有关资源从空间视域探讨民族国家问题。实际上，全球化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民族国家探索一直就蕴含着空间视域，如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及其空间转移思想，再如列宁的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化国家理论。上世纪60年代以来空间理论的全面兴起，使得空间视域的民族国家探讨愈益自觉，如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吉登斯等，虽然立场不同，但都包含着对民族国家的新理解及其想象。从空间视域探讨民族国家问题，可发现如下三个重要方面。其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其导致的社会时空伸延，为民族国家行政治理一体化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民族国家成为权力的“集装器”，而这主要是通过民族国家独享的监控权力来实现的。其二、随着城市化而来的“日常生活”领域的无根性对民众生活世界的侵蚀，导致了传统社会的语言、文化、情感认同的危机，从而不断激起民族主义运动，推进或巩固民族国家的建立。其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追逐利润的资本逻辑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时空转移，并与民族国家的领土空间逻辑发生冲突，使得民族国家呈现更为复杂的状况。前两个方面涉及民族国家的治理与认同，即现代国家结构的两个基本方面，第三个方面即资本逻辑与空间逻辑的矛盾则最直接地反映了民族国家的外部矛盾，这均值得关注。

一、民族国家、监控与权力集装器

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主要政治类型，其与传统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政治权力的高度统一和集中，这是通过国家行政系统及其背后的暴力工具实现的，而不是借助于传统国家的象征性统一和权力集中。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权力的统一和集中，主要得益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催生出来的工业生产和城市化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这也意味着权力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伸延，民族国家成为权力的中心。

吉登斯认为，“城市是阶级分化社会中的主要的权力集装器（power container）”

①

。这表现在城市结构的空间配置上，城市的政治功能（政府部门）、宗教文化功能（教堂）和经济功能（城市市场）等在城市空间轮廓上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坚固和封闭的城墙更是权力的象征，而城市之外的“边陲”，更多时候是象征符号意义上的归属地，其实质上是权力的模糊地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社会中城市与乡村的共生关系逐渐由城市支配乡村的关系所取代，而政治权力的范围也由传统社会的城墙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是作为民族国家而出现的”［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二者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诉求。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区别在于：民族国家以精确的领土空间疆界为臬圭，并伴随着强大的暴力工具来执行空间的监控功能，这二者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行政一体化的形成；而在传统社会，帝国的行政并没有形成一体化，大多停留在“碎片化”的区域治理。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商品生产及其城市化运动使得区域内部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从而使行政一体化得以可能。所以说，“只有商品化生产打破了旧的城市关系的条件下，只有超越了阶级分化社会的‘碎片化’的时空区域的条件下，诸如此类的行政一体化才有可能出现”同上，第196页。 。因为“商品化生产”和城市化打破了传统社会封闭的自然经济模式，社会的时空伸延得以可能，而时空伸延与权力的产生是息息相关的。“城市化使劳动力和生产力在空间集中，把分散的人口和私有财产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大规模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中。”［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城市化，民族国家实现了统治区域内的权力最大化。

领土与主权的统一，更是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差别，二者分别对应于特定的空间与行政垄断。民族国家在定义上的首要条件就是“确定边界，并在此边界内控制居民的活动及内部与外部的交易”［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65页。 。边界在民族国家中的确立，意味着原先传统国家社会中的城市与乡村的权力隔阂被消解了，拥有明确领土边界的民族国家取代了城市的权力地位。所以吉登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城市不再成为主要的时空集装器或者‘权力的熔炉’，这一功能为民族国家清晰的领土边界所取代”［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51页。 。在此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时空伸延的扩大化，同时也意味着权力的扩大化，但其前提和基础是城市化。按照吉登斯的理解，传统社会权力的维系是得益于对“书写”的垄断，作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方式，“书写”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它掌握了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人口信息。那么，民族国家的权力与治理从何而来？在很大程度上，吉登斯认为监控在民族国家的治理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监控作为一种依托了空间设计的手段，其本身与城市空间结构息息相关，并且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为监控提供了便利，“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而不一定是国家强有力地关联在一起的现象，监控的起源直接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同上，第173页。 。民族国家的形成意味着领土边界的确立，而这相对于传统社会模糊的边陲意识来说，更需要实际的整合和控制能力。“只有在民族国家时代，地图上才标示了明确的边界，它意味着民族国家对边界范围内的领土拥有主权。”［英］吉登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吉登斯虽然拒绝福柯对监控所进行的功能主义分析，但仍然承认监控在分析国家活动中的重要性。所以，吉登斯说：“监控在现代性制度中的独特重要性表现在它与工业组织和民族国家的联系上。”［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序言第8—9页。 这表现在民族国家通过监控手段来实现权力的集中、社会治理和对外防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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