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域下的民族国家(2)

吉登斯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监控对于民族国家的作用：首先是社会整合或控制的作用；其次是信息的收集与储存。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民族国家……是一种独特类型的组织，这种独特性尤其体现在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和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所行使的主权上。”同上，序言第9页。 对暴力工具的垄断是社会整合和控制的有效方式，但就对领土的控制而言，主要是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这种控制是以空间为中介的。民族国家对领土的重视促使监控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相较于传统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松散关系，民族国家还肩负起社会整合的功能。这一方面需要“民族”情感、文化认同等的支撑，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国家行政力量的监控。其次，监控还表现在对信息的处理上。在传统社会中，信息是随着身体的位移而实现传播的，其速度和效应相对较弱，但仍不能忽略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信息对于政令畅通、人口统计及其税赋、征兵的掌握和人口流动的监控等。而民族国家在信息的收集和监控方面更是倍加关注。吉登斯认为，“信息的收集和储存是时空伸延的主要根源，从而也是权力产生的主要源泉”［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74页。 。而信息的来源则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的监控而实现的，掌握了真实的信息，在一定意义上就把握了社会现实，而这是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在民族国家中，监控实现的“集中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信息编码、人口活动的文档化”和“对活动的监视、强化的警察治安”。同上，第354页。 这二者同样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吉登斯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意在表明民族国家的形成必然伴随有资本主义兴起的各种条件，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监控对于社会权力的重要性，因为“监控是强化国家权力的媒介”同上，第5页。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城乡的边界被打破，与之相随的是权力外延的不断扩大，最终以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为界线。“民族国家取代城市成为‘权力的集装器’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消除了旧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共生关系。”同上，第11—12页。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实现了权力与统治的内在统一，这反过来又为民族国家实现对领土空间的统治与监控提供了重要的实现条件。

二、民族国家、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依赖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得益于民族主义运动所诉诸的集体文化和情感精神认同的整合功能。

吉登斯在《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中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族主义情感的兴起息息相关。民族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对于某些符号的共同归属感，这些符号可以使特定人群的成员认同他们的归属于相同的共同体。欧洲民族主义的出现或多或少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步调一致的。”［英］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18页。 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民族主义，其核心概念都与“民族”有关，只不过前者强调政治行政的一体化，而后者强调情感文化的认同，二者在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中，大体是相互补充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可以推动一个自视为象征性共同体但还没有形成国家结构的民族成为民族国家。”［英］吉登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第191页。 民族主义的情绪基本上是由外部因素刺激而起，其目的一般都以建立民族国家而实现自我保存。民族主义自身只有依附在民族国家中，才能实现民族因素的自我保存，这是由现代政治国家与世界体系的结构所决定的。所以，吉登斯认为，“民族主义是对主权的文化感受，是拥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行政力量协作的伴随物”［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264页。 。而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吉登斯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城市理论联系在一起。

按照吉登斯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所导致的城市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民众的生活世界。“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消除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化，这种分化构成了阶级分化文明的结构性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当代城市生活的‘人造空间’作为分析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平常生活的兴起的背景。”［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0页。 城乡分化的消失，意味着乡村的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改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环节，马克思也描述过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城市化、工业化及其对传统诗情文化的摧毁：“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而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后果的拒斥，是对日常生活无意义的控诉。乡村的城市化意味着土地空间的商品化，同时也意味着人造空间的盛行。人造空间及其必然伴随的空间的功能主义化，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环境日益成为平淡无奇的“物理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扩张所建立起来的‘日常生活’领域是一些‘意义已经消失的领域’”［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99页。 ，而这正是民族主义的滋生地。所以，日常生活领域的出现，成为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目的在于为种族群体提供一种文化情感上的集体记忆与体验，其最终仍然会通过建立民族国家的形式来得到巩固。而现代的城市规划却给民族的文化认同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空瓶子’，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主张和含义放进去。现代思想中抽象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空间虚无主义让现代主义物质性的一面与精神性的一面分离开来”［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所谓的“空瓶子”的城市，最终诉诸的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它没有任何历史传统的规定，也不具备任何区域的地理特色，最终使得城市只是一个纯粹的容器而无文化内涵。这在民族主义运动看来，无疑是釜底抽薪的。

由资本主义城市化所带来的“人造空间”的盛行，助长了民族主义寻求身份认同和保存差异的诉求。“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现象，它是由于格尔兹所说的以传统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的‘原始情感’出现实质性解体之后，旨在填补日常生活的无根性的心理情感表现。”［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2页。 随着日常生活领域对民众生活的规定，民族传统中的情感和文化认同也随之趋于崩解。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崩解”的一种回应，其主旨仍然在于以民族和故土及其情感为依托，重建民族认同。特别是在殖民地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相互促进的，“民族主义在发动社会运动转变成独立国家的过程中常常是阙功至伟”［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322页。 。所以，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是“与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的民族国家形成对比”［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99页。 。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民族国家基本上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是一致的，而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原则，这也构成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背景，因为“随着整个世界对工业化势在必行的普遍接受，每种民族文化都在设法克服不可通约性和相对主义”［印］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范慕尤、杨曦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9页。 ，而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克服”的“后遗症”。在殖民地国家体系中，宗主国的文化优越感在启蒙的幌子下以经济的方式输入到殖民地地区，其实质是一种同化行为。“我们也可以把这一自封的使命解释为经济利益的拙劣伪装，是为了掠夺边远国家的原始资源和开拓新的市场。”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这里涉及到民族主义运动所关心的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同上，第299页。 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在后殖民时代，殖民地的国家政权也大多采取了民族国家建国的形式，“事实上，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政权，无论采纳的是自由或革命民主政体，绝大多数仍然奉行崛起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传统”［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60页。 。诸之种种，民族主义运动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其最终的意识形态表述也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民族主义的完成时期进行的意识形态重组，将民族国家的理念置于它的最核心位置”［印］帕尔塔· 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第206页。 。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策略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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