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6)

　　第二，表2的估计结果也很好地验证了理论假设H3所提出的关于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比率有正向的刺激作用，经济增速越快，官员变更越频繁；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波动率对官员变更则有着显著的负影响，经济风险越高，官员变更越迟缓。更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经济增长速度对官员变更的刺激作用要大大强于经济增长风险对官员变更的约束力，经济增长速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带来1.0902个百分点的官员职位变更，而经济增长风险每增大一个百分点，却只能对官员变更产生0.6359个百分点的约束力，仅为前者的58.33%。这一发现从另一角度证实了，我国地方官员晋升体系中的确存在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风险的激励机制，这与周黎安(2007)等关于“晋升锦标赛”的研究发现是相吻合的。

　　(二)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政策传导渠道

　　由于步骤2的估计结果较多，本文省略了表2的假设检验汇报，集中整理了主要系数“长期均衡效应”的计算结果，并汇报于表3。我们发现，与理论假设H2相一致，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都是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显著政策工具。

　　从财政支出政策来看，首先，官员变更比率的提高和官员变更波动率的增大都会显著刺激财政支出的扩张，而财政支出扩张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可见，H2中关于财政支出政策短视性效应的假设是成立的。我们认为，一方面，随着官员变更比率的提高，官员的平均任期缩短，晋升压力的增大刺激了地方官员短视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另一方面，随着官员变更波动率的增大，对职务更替的不确定预期进一步强化了官员尽快实现政绩目标的短期扩张动机。这种短视性财政扩张带来了税负加重、挤出效应以及竞争效率扭曲等严重打击生产性经济活动的负作用，进而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巨大威胁。事实上，已有相当一部分实证工作证实了，财政支出扩张对经济增长并不存在必然的刺激作用。如严成和龚六堂(2009)就发现，即便是生产性公共支出也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的实证工作也表明，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存在的竞争行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不利作用；吕冰洋(2011)则进一步指出，财政扩张同样是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从长期来看，旨在消除危机的财政扩张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诱因。其次，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力量还来自官员变更的波动率对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催化作用。这一发现与H2中关于财政支出政策不确定性效应的假设是基本一致的，它表明，我国微观个体的生产性活动的确存在着显著的财政风险制约机制。作为政府干预程度的直接体现，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通过税收渠道扭曲微观个体的消费和生产计划，更会引发投资者对整体经济环境稳定性的担忧，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类似地，从银行信贷政策来看，无论是由官员变更比率的水平变化还是由官员变更波动率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银行信贷扩张均有显著的刺激作用，且银行信贷扩张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与假设H2中关于银行信贷政策短视性效应的描述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尽管信贷扩张可能在短期内因“货币幻觉”对总需求产生短暂的刺激作用，但从长期来看，物价水平也会随着信贷扩张而急剧膨胀，而通货膨胀不仅会使得“货币幻觉”完全消失，还会使长期的消费和投资计划因风险的过度积累而受到打击，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事实上，很多现有文献也都对信贷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持负面观点。张军(2006)指出，由于更多的信贷分配给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中国银行部门的总体信贷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金成晓和马丽娟(2010)也发现，信贷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保持正向的，而是会随着时期不同而呈现出非对称的相关关系；王立勇等(2010)同样检验发现，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在不同的增长状态下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李连发和辛晓岱(2012)则指出，由于历次信贷扩张后都存在较持久的通胀压力，信贷总量适度的逆周期变化有助于减少宏观经济的波动和相应的福利损失。此外，由官员变更引发的银行信贷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同样十分显著，这一发现支持了我们在H2中提出的关于银行信贷政策不确定性效应的理论假设。事实上，由于信贷风险与货币风险密切相关，不确定的信贷政策不仅意味着通货膨胀风险的加速蕴积，对众多微观投资个体来说，更意味着其资金链的脆弱性提高以及融资成本的上升，这些不利因素都将对生产性经济活动产生抑制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政策工具对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分解后，假设H1中所提出的政策短视性效应和政策不确定性效应有了更为清晰的区别与解释(见图3)。在不考虑政策传导工具的一般性结论中，地方官员的短视性政策扩张仅受官员变更比率影响，而官员变更波动率则是通过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然而，引入政策传导工具后我们发现，地方官员采取扩张性政策的动机实际上要更为复杂。一方面，随着官员变更比率的提高，平均任期的缩短，面临更大晋升压力的地方官员必然有动机采取扩张性政策以尽快取得政绩突破；另一方面，随着官员变更波动率的增大，对未来政途越发不确定的担忧也会加剧地方官员对现有政治资源的争夺，而在当前的考核机制下，通过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在短期内的迅速增长无疑是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官员面临不确定性时的这种加速支出的行动规则显然与微观个体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延缓投资的行动规则有明显的不同，我们认为，这种区别源自于二者在决策过程中承担的不同角色和地位。对微观企业来说，它们是其投资项目的所有者，对其投资决策承担长期责任，因此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企业有动力通过等待来实现长期的全局最优化；而地方官员仅是经济政策的执行代理人，对其政策收益并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故只承担其政策决策的短期责任，因此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为了实现短期的局部最优化，地方官员会更希望通过加速行动而不是等待来规避不确定性。考虑到官员变更波动率中包含的这种政策短视性效应，官员变更的政策不确定性效应显然要比一般性结论中得到的估计系数要小得多，而其政策短视性效应则相应地要比实际估计系数大得多。

　　进一步比较财政支出政策渠道和银行信贷政策渠道，我们还发现，在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速的抑制机制中，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均强于政策短视性效应，这与我们在前一节中关于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的一般性结论是一致的。此外，表3还显示，财政政策的传导作用整体上要强于信贷政策的传导作用；但相对来看，政策短视性效应在财政政策渠道中比在信贷政策渠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则在信贷政策渠道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正如上文所述，由于财政支出是地方官员直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银行信贷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受地方官员的间接干预，因而，这种“强财政弱信贷”的传导模式显然符合我们的直观事实。与此同时，由于财政支出政策是地方官员执政意志的直接体现，而银行信贷却只能通过一系列作用于投资需求的杠杆式政策间接进行调控，可以预期，当发生官员变更时，财政支出政策将成为受晋升压力刺激的地方官员推动短视性扩张政策的首要工具，而由一系列间接干预手段组合而成的信贷调控政策则会比财政支出政策面临更为不确定的波动状态，且其对投资者的不确定性预期也会有更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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