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2)

　　全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第四部分为实证模型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进一步的讨论；第七部分为文章的结论。

　　二、文献回顾

　　作为近年来最受经济学家们关注的课题，对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围绕着3个中心问题：(1)如何衡量政策不稳定性的程度？(2)政策不稳定性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3)经济增长又是如何影响政策不稳定性的？

　　(一)政策不稳定性的衡量：官员变更

　　目前，对政策不稳定性的衡量指标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影响一个国家整体政治格局的宏观指标，包括战争、动乱骚乱、政变、刺杀、革命、起义、游行、政治清洗、国家分裂等(Venieris&Gupta，1986；Alesina&Perotti，1996)；另一类则指的是在国家整体政局稳定的框架下对施政执政体系进行微调的微观指标，如政党选举、内阁成员更替、官员变动等(Glazer，1989；Perrson&Svensson，1989；Tabellini&Alesina，1990；Bestley&Coate，1998)。显然，后者的经济学含义远比前者的政治学含义更有助于我们解读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适合于分析类似中国这样的政权稳定的经济体。

　　事实上，由于决定经济增长的私人投资活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所面临的各种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而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正是这些经济政策的直接制订者和执行者，因此可以说，官员变更是所有政策不稳定因素中对经济活动具有最直接也最强烈影响的一个变量。另一方面，由于官员的年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工作经验等特征存在本质区别，官员在其任期内的经济行为与政策决定大多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张军、高远，2007；王贤彬、徐现祥，2008；张尔升，2010)，而这种异质性正是导致政策不稳定的一个直接根源。最后，进一步考虑到现有研究选取的衡量政策不稳定性的指标绝大多数均为虚拟变量(DummyVariable)，只能定性地描述政策不稳定事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却无法定量考察政策不稳定事件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选取了可以进行连续度量的官员变动率作为我们的目标考察变量。

　　更具体地，目前虽然已有大量国外文献通过国家层面的“选举年度”事件来刻画上述的这一作用机制(Bialkowskietal.，2008；Boutchkovaetal.，2012)，但考虑到地方政府的高度自治权以及宏观政策从制订到执行全过程的漫长时滞，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种变动对私人企业和投资者的经济决策来说显然过于宏观。特别地，在我国“政治分权”与“财政分权”相结合的体制下，城市层面的地方政府往往掌握着地方国企的经济管理权以及区域内行政审批、土地征用、贷款担保、政策优惠等重要资源，从而拥有了较大的“权力”去自主发展经济和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傅勇、张晏，2007；周黎安，2007；Xu，2011)。与此同时，在相对绩效为核心的晋升体制下，地方政府大多承担着比上一级政府更大的经济压力，其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往往也就比上一级政府更加投入(Walder，1995)。因此，相较中央或省级官员而言，从地市级地方官员变更的角度来考察政策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疑更为直观和科学。

　　此外，由于我国城市层面的地方官员变更是一种常态，不仅每年均会发生，且每年发生的频率都不尽相同(王贤彬等，2009；李维安、钱先航，2012；陈艳艳和罗党论，2013)，这种频繁性和差异化极大地完善了数据的统计特征，改进了时序研究的数据可获性问题，从而有助于我们获得更为稳健的实证结果。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最终将实证研究的样本定位于地市级的地方官员变动。

　　(二)从政策不稳定性到经济增长

　　本文将分别从影响根源和政策传导工具两个角度来简要评述关于“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现有文献。

　　1.影响根源

　　当前研究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源自于两个因素。一方面，职务更替加剧了官员的短视行为，为了尽快和尽可能突出地在任期内做出成绩，多数官员倾向于采取诸如高投资或过度借贷等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短期刺激作用，但长期来看往往存在副作用的经济政策，本文将上述现象定义为政策短视性效应(policymyopiceffect)。这种由官员变更引起的短视性政策行为往往成为动摇经济体系稳定性的风险节点，降低了经济平滑运转的效率，并最终抑制了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通过检验官员任期时间与各种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绝大多数研究为这一政策短视性效应的存在提供了肯定的实证支持(Glazer，1989；Perrson&Svensson，1989；Tabelline&Alesina，1990；Bestley&Coate，1998；张军、高远，2007；钱先航等，2011)。

　　另一方面，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还会刺激微观经济个体形成政策不确定预期，进而抑制消费和投资积累，并最终拖慢经济增长的步伐(Barro，1991；Benhabib&Spiegel，1994)，本文将这一现象定义为政策不确定性效应(policyuncertaintyeffect)。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官员变更往往会引起他们对未来可能面临的经济政策乃至政府决策机制稳定性的疑虑，因此，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一个理性的选择必然是观望和延迟投资(Bernanke，1983；Ingersoll&Ross，1992)，进而延缓了经济增长的速度。遗憾的是，对这一影响根源的研究至今为止仍是相当零散和割裂的；更重要的是，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都找到了政策不确定性与微观经济活动负相关的实证支持，但却未能将政府行为推进到背后的实质性个体——官员，因而也就不能成为验证“政治观”的直接证据(钱先航等，2011)。

　　因此，为了更完整地考察政策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源，本文在借鉴Engle等(1987)以及Engle和Kroner(1995)思想的基础上，将政策不稳定变量及其波动率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实证模型，以直接考察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短视性效应和政策不确定效应的并存影响。

　　2.政策传导渠道

　　通常来说，官员的经济决策只有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才能最终传导至其决策目标——经济增长。因此，了解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是通过怎样的政策工具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政策工具来影响经济增长，是顺利解读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关键。实际上，已有大量文献表明，货币、财政以及其他监管政策的扩张行为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确有着显著的负效应(Friedman，1968；Hassett&Metcalf，1999；郭庆旺、贾俊雪，2009；吕冰洋，2011；王立勇等，2010；李连发、辛晓岱，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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