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困境与出路(3)

　　二是重物本轻人本的管理观念阻碍了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发展的进程。受传统发展观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中存在明显的重物本、轻人本的观念，造成高等教育发展取向的偏颇，进而阻碍了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发展的进程。表现在发展取向上，重规模扩张，轻育人效益，造成数量攀升而质量下滑；在功能取向上，重派生功能，轻育人功能，在派生功能中，又重经济功能，轻文化功能，造成功能失调，本末倒置；在经费取向上，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造成大楼林立但大师稀少，仪器设施先进但育人思想落后；在专业取向上，重技术学科，轻人文学科，造成功利思想泛滥，人文精神失落；在职能取向上，重科研，轻教学，对科研成果的评价重指标考核轻积累效应，造成教学环节弱化、泡沫学术泛滥。[9]

　　2.重集权轻分权、重约束轻自由导致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上的僵化

　　减少中央对高等教育的集中控制，赋予地方政府和大学自主权，促进地方政府和大学因地因校制宜，发挥自身优势，彰显办学特色，提高办学竞争力是当前各国在应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竞争时进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共同特征。经过多年的体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权力分化格局，省级政府在专科层次高校设置、硕士学位点设置、高校专业设置等方面拥有了实质性的自主权。但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手段仍较落后，管理体制上的缺陷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

　　缺陷之一是重集权轻分权限制了高校办学自主性的充分发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虽已形成‘集中领导、分级管理’模式，但在实际管理中仍存在集中领导易、放权管理难的特点。”[10]这一特点突出地反映在省级政府和地方高校的权利划分上，省级政府的权力还过于集中，对地方高校“管得太细、统得过死”的状况未能彻底改变，地方高校在招生办法与名额确定、校长任免与教师评聘、机构设置与结构调整、产学合作与国际交流、教授治学与教学自由等方面仍然自主有限。由此压抑了地方高校的自主办学主动性，造成了部分高校决策者产生在办学理念、发展模式上不需要花更多心思的想法。这是当前中国高校中办学理念雷同、盲目跟风攀比、相互简单模仿、争相开设热门专业、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

　　缺陷之二是重约束轻自由妨碍了高校制度的自主创新。通过制度创新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共同举措，虽然不同国家在高校的制度上存在差异，但高校的本质使不同国家的大学制度仍会显示出一些共性，这些共性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现代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中。一流大学制度除了应该在政治组织体制上具有一定独立性外，还应该在学术思想上具有较大的自由性。而我国当前保持公办大学正常运转的各种资源，如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主要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控制，使公办大学依附性太强而独立性不够；同时，由于大学被外部力量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职责，其自身的发展思路必然受到挤压。大学为了得到政府和各相关利益集团的资助和庇护，不得不将现实社会与相关利益集团的目标作为或混同于大学自身的发展目标。过多的外部压力，使得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到过多限制，进而使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机制逐渐失去活力。

　　3.重人治轻法治、重行政轻学术导致高等教育在管理制度改革上的滞后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一方面推动了大学规模的膨胀与“巨型结构”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大学多种亚文化的发展与异质程度的加深。[11]规模扩大与文化多元势必要求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作出变革。然而在我国有两大因素阻碍这种变革：

　　一是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使经验式管理继续大行其道。在我国由于传统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尽管近年来在依法治教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整体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上仍然具有突出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特征。人治意味着管理的目标、方式和评价成果的标准取决于管理者个人的观念、喜好，管理者的更换将对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影响。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看，人治现象依然较为普遍。如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执行、经费投入、项目建设等常因政府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的思想变化或职位异人而遭遇变数。而人治通行则必然弱化法律的权威，导致诸多方面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全、或执法不严。这种管理制度的“缺点在于过分依赖传统的习惯和个人的判断，一旦管理者的道德取向、分析能力出现问题或者形势的变化超越了现有的经验，就会使管理活动陷入混乱。经验式的行政管理大行其道，这就从根本上忽视了大学的学术性特征，抹杀了思想上的活跃性，使大学失去了不断发展创新的生命力，而且容易滋生官僚体制”。[12]

　　二是重行政轻学术的现实使科层式管理仍占据中心地位。大学是一个集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传播为一身，融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的学术性机构，学术性是大学的根本属性，学术活动是大学的本质活动，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职能都必须以学术为中轴。因此，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真正把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来建设和管理，是现代大学追求卓越的必由之路。而大学又是一个目标多元、职能多样、管理复杂的社会组织，有效的大学治理应该是既充分重视学术的自由发展与发挥教授的权威作用，又要有明确办学方向的指导与有力的行政管理。只有将大学的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协调好，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率。近年来，我国在协调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上虽采取了不少举措，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党政为重心的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力产生的惯性并未减少，“长官作风”、“一言堂”、“以权代法”等现象仍然存在，通过行政命令、领导指示、政策规定等方式干预学术事务的现象屡见不鲜。重行政轻学术的现实不仅使科层制管理仍在多数大学占据中心位置，而且使大学发展偏离了目标、背离了本质。

　　4.重分设轻整合、重保密轻公开导致高等教育在管理模式上的困境

　　信息网络化要求高等教育在管理模式上建立共享网络，提高运作效率，增加透明程度。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国教育部先后颁布实施了《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2002)、《教育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2008)、《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2010)，推进高等教育管理的信息化和透明化，对优化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流程、提升管理效率、推进管理模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高等教育在管理模式改革上仍然存在一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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