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的现代影响——基于研究文献的量化分析(3)

从近几十年有关时务学堂的论文发表情况看出，论文数量和社会经济、教育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是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互动的表现。并且，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现象，反映在教育领域，会促使学者们对学制、学校、教师、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等方面进行反思和探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学者们对时务学堂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因此研究文献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研究对象展示了时务学堂对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贡献

对时务学堂进行研究的这120篇文章中，有79篇文章的研究内容是对与时务学堂密切相关的人物进行的研究，占文章总数的65.8%；同时，在关键词分析中，20个高频词中有9个是人物的姓名，由此得知，这些对时务学堂进行研究的文章主要以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特别是对梁启超、谭嗣同、陈宝箴、唐才常、熊希龄、黄遵宪、蔡锷、陈三立等进行的研究。

这些人物主要涉及时务学堂的创办者、教习和学生，他们是现代大学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三类角色，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与外部关系网络中的节点，以这三类人物为研究对象体现出时务学堂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在湖南巡抚任内的陈宝箴早在1895年就与按察使黄遵宪等倡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而熊希龄作为时务学堂设立时的学堂提调（校长），以及作为陈宝箴长子的陈三立也都为时务学堂的创立作出了突出贡献。因而，在时务学堂的创办者的研究中，以陈宝箴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章最多，为9篇，同时“陈宝箴”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数是23。此外，以熊希龄、陈三立和黄遵宪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章数量均在5篇左右，作为了关键词出现的频数均≥6，可见陈宝箴、陈三立、熊希龄和黄遵宪都成为时务学堂创办者中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这与他们对时务学堂、对湖南教育所做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例如陈宝箴作为时务学堂最主要的创办人，从拟定招考示，提出办学宗旨到筹措开办经费、选择堂址、课程设置、聘任教习、招生录取等具体事务都亲力亲为，为时务学堂的创办作出了突出贡献[1]。黄遵宪主张教育为维新变法之本，开“教育救国论”的先声；在批判儒学和抨击科举制度的同时，重视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积极开创时务学堂[2]；自订时务学堂学规，过问新生招收，教员聘请等工作，使时务学堂办得很有朝气，有力推动湖南革新运动[3]。熊希龄先生不仅仅在《时务学堂公启》中确定“开通民智，培植人才”的办学宗旨，而且参与创办了南学会、《湘报》，推动了近代湖南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4]。在时务学堂的众多教师当中，以作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章数量最多，为15篇，成为研究数量最多的对象；同时“梁启超”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数是65，仅次于“时务学堂”这一关键词，而谭嗣同和与谭嗣同并称“浏阳双杰”的唐才常不仅仅作为高频词出现，也是研究内容中关注度较高的人物。由此得知，梁启超、谭嗣同和唐才常是时务学堂教师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梁启超、唐才常和谭嗣同都将自己投入到教育实践活动中，他们以其先进的思想理念为时务学堂培养大批人才，为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努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5][6]。在时务学堂的学生中，以蔡锷为研究内容的文章数量最多，同时“蔡锷”也是高频词之一，说明蔡锷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和时务学堂相关的其他人士也深受时务学堂学风精神影响，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救国运动，为时务学堂的发展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以上分析表明，对时务学堂的研究主要以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围绕时务学堂核心人物展开的研究占据论文中的主体。除此之外，上述这些人物并不仅仅是教育者，有的还是改革家、实业家，不仅兴办各种新式学堂，在教育领域颇有建树，而且也积极投身地方工商业的发展，例如瓷业的发展使得湖南醴陵的经济发展迅速[7]。这些研究对象对时务学堂都有很大的贡献，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也从侧面反映出时务学堂对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贡献巨大。

（三）研究内容体现了时务学堂对近代社会变革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清末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每一次的变革对于国家民族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湖南在近代人才辈出，对维新运动乃至无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末，湖南在其特定地域的湖湘文化中，孕育了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内忧外患的国情下，将中西方的思想融为一体，创办新式学堂，主张救亡运动，推动了湖南思想的解放，促进了湖南的近代化。

在有关时务学堂的研究论文中，共有29篇文章研究的是与近代湖南相关的社会背景情况。同时，通过对关键词分析可以看出，20个关键词中有“湖南”“湖南维新运动”“湘报”“南学会”“岳麓书院”等多个具有湖南特定文化内涵的关键词。这说明，在对时务学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同一时期湖南维新派创办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的湘报、南学会等亦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湘学报》实际上成为了湖南维新教育的一个整体：学堂用来培养维新人才，学会广开维新风气，报纸则扩大学堂学会之影响，三者中又以学堂为主体。如此一来，三者联为一体，使一切新政思想皆弥纶贯舞于其间，使教育的社会作用与时代的政治需求紧密结合起来[8]。一方面，时务学堂的倡办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务学堂创办的历史背景——近代湖南的思想启蒙、书院对西学的吸收和融合、近代湖南资产阶级教育家组织的一系列变革等，都对时务学堂的创办甚至湖南的维新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时务学堂作为维新派的重要活动场地，以其中西并重、民主开放的教育理念，培养了大批维新志士，为全国新政和维新变法输送人才，促进了社会变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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