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运用广东省21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各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存在较弱的负技术外溢效应,与本土创新活动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以及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等变量相比,其带来的效应相对较低。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自主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2272.2017.18.024
收稿日期:2017-07-19
0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通过技术、管理、人力和资本等资源的共同作用,对东道国的技术创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FDI的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简称溢出效应)属于技术的非自愿传播和扩散,最终需要本土企业自身吸收后再创新。
早期的研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基础,强调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作用;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着技术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重视起对溢出效应的分析。国外的学者Kokko(1996)、Dimelis和Louri(2002)纷纷证实了FDI溢出效益的存在,并且相对于他们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这种效应是正向的。Borenztein等(1998)从东道国的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的角度出发,发现当东道国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时,才能跨越发展门槛从而获得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外溢效果。汤大军(2013)通过81个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本土企业和其他东道国机构的积极响应是决定FDI外溢效应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于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的提高和改善,另一方面在于自主创新的活力和动力的提高。
然而,FDI的溢出效应可能还存在着负面作用或作用不显著。国外学者Cantwell(1989)、Harrison和Haddad(1993)、Aitken和Harrison(1999)分别对欧盟内的美国跨国公司、摩洛哥和委内瑞拉的FDI的溢出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其带来的效应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制约东道国企业的持续发展,或者对大多数的行业来说其作用不明显。国内方面,刘和东和谢婷(2015)基于门槛模型,研究发现FDI外溢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未达到第二门槛值时,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或显著为负;只有跨越第二门槛值时,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技术的接受、理解和吸收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而,可以看到从不同层面(包括国家、行业、企业等)出发、运用不同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会存在着偏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需要辩证看待,值得肯定的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示范作用带动着东道国技术效率的提高,通过人员的流动解决部分就业问题从而缓解了东道国的社会压力;值得思考的是其技术外溢的实际效果以及制约的因素。本文将从技术外溢的角度出发,来分析FDI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具体以广东省作为研究对象。2000年,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122亿美元左右,居全国的首位。并且从2000年以来,FDI流入量一直保持增长的状态,2014年的FDI为269亿美元,并使中国呈现出“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格局。然而,FDI的大量流入并未给广东省带来可持续的对外竞争力,自本世纪以来,针对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比较优势展开了大量研究,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的持续竞争力进一步遭到质疑,逐年上升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是否真正促进了广东省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我们将利用2005-2014年期间的广东省21市相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探究。
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根据FDI技术溢出的机理和自主创新的实现过程,首先构建出自主创新能力的一般生产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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