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尔纳书简(2)

I）写信给埃及法老埃赫那吞说：“我正在维持和建设一座新宫殿。请送给我它装饰所需求的和（其他）需要的黄金；”（EA 16: 16-18）米坦尼王图什腊塔（Tushratta）以修建葬祭庙为由请求埃及送给他黄金。（EA 19: 44-48；29: 144-147, 163）

第三类，嫁妆和聘礼。这类礼物数目巨大，品目繁多，价值连城。从婚姻类别上看，互送嫁妆与聘礼的婚姻属于有偿婚姻。13[13]“有偿婚姻在闪米特人的各个支系中均曾流行一时，在巴比伦，男子在看中某个女子之后，就须给其父送去聘金或聘礼，”14[14]我们从《汉穆腊比法典》中可知，男子娶亲前向岳父交纳聘金的做法是一种的习俗与惯例。不仅如此，“在古代巴比伦，新娘出嫁时，通常从娘家带来嫁妆。”15[15]显然，在阿马尔那时代王室联姻中，继续奉行有偿原则。在大国联姻中，往往会彼此赠送很多礼物，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整封泥板书信就是一份礼物清单，如EA 13，14，22，25。

从本质上说，嫁妆和聘礼是一种借王室联姻而实行的交换行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巴比伦王威胁埃及法老的话语中看得一清二楚：“如果在这个收获季节，在4月或者在5月，你送来了我信中所要求的黄金，我就会把我的女儿给你。

13[13] 从成婚的程序来看，可以将婚姻分为：抢夺婚、有偿婚、聘娶婚和宗教婚。有偿婚，即

男方给女方一定报偿而成为成婚条件的婚姻。具体可以分为买卖婚（古罗马平民的婚姻，中国婚姻）、交换婚（换亲）和劳务婚（男子在成婚前或后到女子家庭服一定期间劳务为成婚条件的婚姻，中国少数民族），聘娶婚，是指以支付一定数量的聘金、聘礼为成婚条件的婚姻，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买卖婚。参见李忠芳：《两性法律的源与流》，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年，第45-48页。

14[14] [芬兰]E·A·韦斯特马克著, 李彬译：《人类婚姻史》，卷2，北京：商务印书馆，200

2年，第805页。

15[15] [芬兰]E·A·韦斯特马克著, 李彬译：《人类婚姻史》，卷2，第819页。

请你愉快地送给我你愿意给的黄金。如果在4月或者5月，你没有送来黄金，我就不能做完我所从事的工程。在我完成了我所从事的工程之后，你还有什么理由送我（黄金）呢？即使你送我3000担黄金，我也不会接受，我将退还给你，也不允许把我的女儿嫁给（你）。”（EA 4: 41-50）

第四类，使节的礼品，即出使国给予派出国使节的礼品。在图什腊塔的书信中提到他赏赐礼物给埃及使节，（EA 21: 27）而巴比伦王抱怨他的使节没有在埃及获得礼物赏赐。（EA 1: 67-68）尽管使节所获得的他国的赏赐物品，有可能属于使节的个人财物，但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因为使节是国家之间互相派送的，因此，这种派送使节的相互性也延续到了使节所获得的礼物上，即使节所获得的礼物也具有了相互的、交换的性质。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近东大国的礼物交换是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大国外交的主题之一。但是，这种礼物交换不是无条件的，只有彼此承认并且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才会有这种物质交换。巴比伦王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在写给埃及法老的一封书信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自从我的父亲与你的父亲互称朋友以后，他们互送美好的问候礼品，他们从没有扣留彼此需要的好东西。”（EA 9: 7-10）这句话生动地说明，大国之间确立友好关系是礼物交换的前提，而礼物交换则是维持大国友好的必要条件。

利韦拉尼仔细考察了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的礼物交往，他认为存在4个标准或原则：不能要求礼物；必须给予礼物；必须接受和感谢礼物；礼物必须对等交换。16[16]参照他的分析，结合原始材料，我们认为，在礼物交换中大国普遍遵

16[16] M. Liverani, “The Great Power?s Club”, in R. Cohen & R. Westbrook, eds.,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4-26.

循的原则是：一，大国之间必须礼尚往来，彼此互赠礼物；二，礼物数量持续增长的原则，即礼物的数量要随着关系发展而增多，每一个国王都期待着得到超过先王的礼物赠送；三，承诺必须履行，先王来不及实践的承诺，继位之王应该继续履行；四，礼物交换在价值上要对等，不对等是不友好和轻视的表现。事实上，这4个原则中任何一项的背离，都会招致友邦的不满和抗议，只有遵守这4个原则，大国之间礼物交换的渠道才能畅通无阻。在大国交往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始终存在着背离这4条原则的事情在发生，但大国对礼物交换的抗议和抱怨，恰恰表明了这4条原则的存在。

在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存在大国为礼物交换而激烈争吵的例子，归纳起来，争吵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礼物的质量和数量上。当着埃及使节的面，巴比伦王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将埃及送来的30斤黄金熔化，只是因为埃及所给的黄金的数量没有达到他的要求。（EA 3: 14-17）米坦尼王抱怨埃及送来的黄金质量太差，（EA 20: 46-51）巴比伦王也曾提及埃及的黄金质量有问题。（EA 7: 66-72; 10: 18-22）亚述国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的说法更为直截了当，他抱怨说埃及给他送来的黄金太少，其价值远远不够支付使节往返的开销。（EA 16: 26-31）

除此之外，大国之间还存在履行诺言的争端。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曾经答应送给米坦尼国王图什腊塔礼物，但是没有立即付诸实践。埃赫那吞继承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王位后，拒不履行其父对米坦尼的礼物承诺，这种不友好的行为招致了米坦尼王图什腊塔的强烈抗议。（EA 26: 33-42; 27: 32-34; 41-44; 29: 70-76）

那么，近东大国在礼物上的争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礼物的多寡以及能否及时送达成为大国关系好坏的晴雨表，礼物数量多则意味着关系进一步密切，拖延礼物则意味着关系的倒退，这一点可以从米坦尼王图什腊塔的话语中看出来。米坦尼王一再要求埃及法老送给他“10倍于”过去的“友爱和礼物”，很明显，他将礼物多寡与两国友好联系了起来。在他的意识里，礼物与友好是同一的，是同义词。亚述王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说：“如果友谊对于你是美好的事情，请送给我更多的黄金。”（EA 16: 32-33）显然，亚述王认为要想加深两国的友好关系，就应该更多的互赠礼物。正如萨卡尼尼所指出的，从现实层面而言，只有当不断地、充足的、对等物质交换，即问候礼的交换有效运转的时候，兄弟关系、友情关系等等才会变得真实。17[17]

二、王室联姻

王室联姻历来就是国家处理棘手外交问题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密切国家间关系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结诸侯之信”，往往“重之以婚姻，”18[18]秦国和晋国经常联姻，结成了“秦晋之好”，鲁国和齐国世代通婚，形成了姻亲之国、甥舅之国，显然，“春秋战国王室之间的互相婚娶是增进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纽带。”19[19]此后，中原王朝出于边境安宁的目的，将公主嫁给边陲政权的首领，如昭君和亲；也有出于密切中原王朝同边疆

17[17] C. Zaccagnini,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Great Powers”, in R. Cohen & R. Westbro

ok eds.,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44-45.

18[18] 《国语·鲁语上》，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7 页。

19[19] 裴默农：《春秋战国外交群星》，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5页。

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目的，将公主嫁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如唐朝的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

在近东历史上，国家间的联姻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早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埃布拉（Ebla）君主伊尔卡布达姆（Irkab-Damu）与埃马尔（Emar）的君主之间就曾进行过外交联姻，20[20]但是晚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600—前1200年，包括阿马尔那时代在内），这么大规模的王室联姻在古代近东历史上是空前的。布赖斯指出，在晚期青铜时代，王室联姻是加强大国之间政治、军事同盟的重要手段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主就成为了珍贵的外交资源。21[21]迈耶说，王室联姻将晚期青铜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联结在一起。22[22] 如果说礼物交换是从物的角度将大国联系了起来，那么王室联姻则是从人的角度将大国联结了起来，为赤裸裸的物质交换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拉丰特总结了古代近东王室联姻的历史后指出，联姻的一般步骤是：请求者提出请求；接受者表示许可；特使往来以面见公主、协商嫁妆和聘礼、迎娶公主；前往他国以及到他国后举行庆典。23[23]结合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提供的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将这个程序简化为3个步骤：

首先，一国向友邦提出联姻的请求，一般情况下，这种请求由使节携带泥板书信向他国提出。例如，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派遣使节向巴比伦王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提出联姻要求——“我想要你的女儿。”（EA 2: 6-7）阿蒙霍特普

20[20] H. Klengel, Syria, 3000 to 300 B. C. M.,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2, p. 29. 21[21] T.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p. 107.

22[22] S. A. Meier,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in R. Cohen & R. Westbrook e

ds.,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65-66.

23[23] B. Lafo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Birth of a Complete

Diplomatic System”, Diplomacy & Statecraft, 12 (2001),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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