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评述

穆旦评述

张蓉芳 110102131

摘要：在谈到20世纪我国新诗史，穆旦是绝对绕不过到的。尤其是在四十年代，穆旦的诗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他的诗歌既传达了那个时代的脉搏，而又卓然自立的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视野里，穆旦成为了推崇现代化新诗歌的那个时代的“先锋们”在提倡自己诗歌理论时的范例和样板，当然也受到了不同声音的质疑。在新时期的穆旦研究中，穆旦被推倒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研究的角度和方式也多元化。但是对穆旦诗歌的评论总是跟那个时代文学界所推崇的某一文学主张紧密连，我们期待历史能够给穆旦最为公正的评价，这也许也是我们对诗人最大的尊重。

关键词：穆旦，创作，评价，新时期

在谈到20世纪我国新诗史，穆旦是绝对绕不过到的。尤其是在战火纷飞，风云变幻的四十年代，穆旦的诗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他的诗歌既传达了那个时代的脉搏，而又卓然自立的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也在那个灰暗的历史天空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纵观穆旦一生，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高质量的诗歌，成为我们挖掘不尽的宝藏，而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则向我们奉献了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艾略特等诗人的译著，这些精美的译诗深受人们的喜爱。

一 穆旦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及四十年代的穆旦研究

穆旦（原名查良铮）的家族是浙江海宁的名门望族，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査氏家族的丰富的藏书，深远的家族文化积淀以及他较早的文学阅读都使他很早就有了较深厚的文学功底，也较早的开始自己的创作道路。

在抗日战争之前，穆旦仅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的时候，就开始了诗歌的创作。早期穆旦的诗歌就显露出了他的“早熟”，“他很早就在诗中表现出他感情的

含蓄节制和具有较多的理性成分。”①例如他的《哀国难》，表现当时的大的时代主题和背景，在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的时候，他还注意用旧的景象做了反衬，这就使原本自己的感情有了理性的节制。同时，他还很关注底层的，普通个体的命运，例如《更夫》，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融入的是自己对生命的终极思考，这就使“更夫”这一形象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他默默地从大街走到小巷；生命在每一声里消失了，化成声音，向辽远的虚空飘荡”。②

抗日战争后，整个40年代，是穆旦诗歌创作走向成熟和高潮，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他的大部分诗歌也是在这一阶段完成。诗人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依然沿袭了对时代，劳苦大众以及自我思考的关注，同时他对诗歌技巧的运用也更加圆熟。象征，反讽，戏剧化手法的运用使诗歌的艺术性增强很多，被后来读者推崇的代表作《五月》、《赞美》、《隐现》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进入五十年代，由于时代环境的压迫，诗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诗歌创作，转而埋头进行外国诗歌的翻译，只有在1957年全国文艺界宽松的环境下，诗人“短暂重现”，创作了《葬歌》、《我的叔父死了》、《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少量的诗歌，虽然在政治环境严峻的情况下，穆旦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创作的原则，写下了“平衡把我变成了一棵树”，用象征的意象表达了在那样一个不正常的，没有自由的环境中，自己已被异化的苦闷。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严峻，穆旦再几乎没有进行诗歌的创作，直到1976年，十年浩劫已经结束，遭受苦难的作家知识分子们的春天就要到来的时候，诗人却溘然长逝。就在他生命里的最后一年，诗人留给我们他最后的吟唱，《智慧之歌》，《理想》，《爱情》等都向我们展示了诗人对生命，友谊，爱情这些组成人生命基本要素的思考，而《冬》则是他对人世间做的最后的诀别，他写到：“我爱在淡淡地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工作做完”，“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那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③。仿佛在向人们做出他最后时刻的心灵告白。

穆旦生前出版过三个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和《旗》。在他去世后，海内外都出版了他与几位诗友的合集，他的个人选集和全集也相继面世。关于穆旦的研究，从1946年开始，经历了60多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①杜运燮：《穆旦著译的背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②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③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在四十年代，穆旦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引起了沈从文和朱光潜两位前辈大家的注意，他们在论及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时候，都提及了穆旦的诗歌，虽然并没有作专题的论述，但能够被两位在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前辈与一些重要诗人同时列入中国新文学史的序列中，说明了在他们眼中，穆旦的诗歌具有超出一般写作者的价值。

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①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全面的评述穆旦诗歌的文章，从多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次富有开创意义的批评。王佐良指出了在穆旦抒情诗歌中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与诉求，与当时一般作家的“冷淡”和“虚空”不同，穆旦的焦灼是真实的，他没有模仿也没有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而是以一种“受难的品质”来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同时他分析了穆旦诗歌的艺术手法，语言风格，抒情方式具有很大的创新，并且他认为穆旦对新中国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个上帝”，这在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的中国，是一件几乎全新的事，值得引起诗歌界的注意。这些观点奠定了穆旦研究的基本格局，也成为后来穆旦研究者高度和频繁引用的观点。

然而王文引起争议的地方是他断言 “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这制造了以后穆旦研究的根本歧义——最主要的是如何衡定穆旦写作的‘非中国化’问题，即穆旦‘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②

在这一时期，其他代表性的评论有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和《新诗的方向》，周珏良的《读穆旦的诗》、李瑛的《读穆旦的诗》，默弓（陈敬容）的《真诚的声音》等。这些文章有的是穆旦专论，有的则将穆旦置于新潮诗人群中来论述；有的是理论的总结，有的是直觉印象式的描述。这些文章数量不多，但对穆旦的分析和概括、评价是准确深入的，至今被研究者作为经典而广泛引用。

当多位批评者勉力将穆旦从同时代诗人中提升而出的时候，也有批评之辞将他列入“反文化集团”，而批判也大抵指向穆旦诗歌语言的晦涩难懂，意象的灰暗，以及诗歌中流露出来的悲观情绪，确实，穆旦的诗歌与那个激情高扬，充满希望的年代很不相符，他为那个时代所抛弃也是必然的。

①②

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1947年7月版 易彬：《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总之，在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视野里，穆旦成为了推崇现代化新诗歌的那个时代的“先锋们”在提倡自己诗歌理论时的范例和样板，此时的穆旦是被推在与中国古典传统决裂的反封建的战士的位置上的，以至于王佐良说他诗歌最好的品质是“非中国性”的，这一说法似乎在今天看来有点绝对，但在那样一个历史的语境中，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王只不过是用夸张的说法强调了穆旦诗歌中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异质性，他的目的也是想为中国新诗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二 新时期以来穆旦的重新发现及塑造（一） 进入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穆旦的诗歌创作基本停止，他也消失在文学批评家的视野中，直到1976年诗人去世，友人和家人为了怀念穆旦，我想也是为了重新发出曾经的诗歌建设的主张的声音，唤起人们的记忆，为曾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诉求从而希望得到历史的重新审判，他们创作了许多怀念穆旦和关于穆旦诗歌创作和翻译的许多文章，其中穆旦的好友杜运燮写于1980年的《怀穆旦》①具有代表性。在这篇文章中，杜谈到了他对诗人的回忆，穆旦很喜欢鲁迅，在鲁迅的每一本书的扉页都写下了“着 “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并认为“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他无愧是个真诚的爱国者,勤劳的文艺耕耘者。”这篇回忆和评论性的文章应该具有很大的真实性，我们可以看出穆旦在逆境中却不曾放弃让生命发光的信念，以及那种坚韧的品质。

在1987年纪念穆旦逝世1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是穆旦研究取得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穆旦的形象也在人们的眼中逐渐清晰起来。但是这一阶段穆旦的形象塑造主要还是依靠友人和亲人，“一位优秀的诗人仅仅只能由他的同学、 诗友们来撰文评述 ,这似乎也是不够正常的”。②然而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穆旦就很快就被更多的人关注，并似乎被不可思议的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994年，王一川，张同道和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排定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③，穆旦被置于诗歌卷卷首。这次名次的排列当然参

①②

杜运燮：《怀穆旦》，《读书》，1981年08期 张桃洲《论穆旦的“新的抒情”与“中国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③

参见陈林《穆旦研究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第269页

杂了编者个人的眼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但至少反映了穆旦的文学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人们也对他越来越重视。

很多专门研究穆旦的文章也相继问世，在这里我认为谢冕的《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①是对穆旦诗歌创作特点及贡献有精辟而准确也比较全面的论述的。在谢冕的文章中，他认为穆旦具有作为诗人最可贵的品格，即艺术上的独立精神，“这种品格使他在巨大的潮流铺天盖地涌来从而使所有的独立追求陷入尴尬和不利的境地时，依旧对自己的追求坚定不移的姿态，其所闪烁的就不仅仅是诗人的节操，而是人格的光辉了”可以说，这是对穆旦的一个高度的赞赏了，却也符合事实，对于三四十年代以来的把诗写得实而又实的崇尚描摹和模仿的潮流而言，穆旦确有他的一份超然和洒脱。

然而穆旦的诗歌也不是没有人间烟火的“纯诗” ，“他的诗是丰满的肉体，肉体里奔涌着热血，跳动着脉搏”，他忠实于自己的时代，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方式表达着自己对民族和受苦的民众们的关怀和热爱，他所创作的诗歌的根始终是牢牢的扎在中国的土地上的，里面“总有很多的血性，很多的汗味、泥土味和干草味”，谢冕认为穆旦最出色的表现是在《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当无声的雪花飘落在门口那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和大车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诗人对中国大地以及生活在古老村落里的中国农民命运的关切。”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苦难充填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有社会良知的诗人有感于这样的现状，并发出自己的呐喊，宣泄自己的感情，而穆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透过这些痛苦的实际，展现人们感到陌生的浩瀚的精神空间，他不停地进行自我的思索和拷问。就像谢冕指出的“他的心承载着整个民族的忧患，但他从不排拒他自己的灵魂苦难的体验，而且往往是由此深入推进，由个人而推及整体，由现在推进飘渺。他的无情的鞭笞，抽打的首先是他自己”。穆旦的这种自我拷问是他的诗的一贯而不中断的主题，像《三十诞辰有感》，站立在过去和未来的两大黑暗之间，揭示自我的全部复杂性，这是穆旦诗歌最动人的诗情。

同时，在这篇文章中，谢冕还总结了穆旦诗歌的艺术品质，并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在整个创作已趋于整齐一律的规格化的进程中，以奇兀的姿态屹立在诗的地平线上。他创造了仅仅属于他自己的诗歌语言：他把充满血性的现实感受

①

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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